德意志思想评论(第15\16卷)/欧洲文化丛书

　　当海德格尔将现象学看成是一种纯粹的方法时，尽管未曾明言，他所针对的显然是胡塞尔对于现象学的理解。因为在后者那里，现象学并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方法，而且是包含了某种特定的研究主题、对象或存在者区域，也就是所谓的“纯粹意识”。对海德格尔而言，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概念意味着一种纯粹的可能性，因此它优先于包括胡塞尔的现象学在内的任何具体的现象学流派。因为它所描述的不只是纯粹意识的本质，而是包括纯粹意识在内的一切存在者的自身显现或存在。相反，胡塞尔的现象学只是把纯粹意识看成是某种不言自明的存在者区域或研究对象，但并没有进一步追问它的存在论前提，也就是它如何存在或自身显现。因此，胡塞尔的现象学并没有像他所宣称的那样“回到事情本身”，而是仅仅回到了纯粹意识这个特定的对象或存在者区域。就这一点来说，胡塞尔的现象学不过是重蹈传统存在论或形而上学的覆辙，忽视了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或者说，在根本上是“对存在的遗忘”。　　从海德格尔的这一批评可以看出，他显然认为，存在论不只是单向度地依赖于现象学的方法。毋宁说，他的真实意思是：不仅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而且现象学同样只有作为存在论才是可能的。原因在于，现象学若要真正地“回到事情本身”，那就必须要克服一切传统形而上学或存在论的前提，不能预设任何存在者状态的（ontisch）前提和规定，也就是说，不能将某种现成的存在者（如我思、主体或纯粹意识等）预设为前提，并且将其等同于存在。这也意味着，倘若现象学要彻底追求“回到事情本身”，那么它必然会*终走向一种海德格尔意义的存在论。由此反观，当胡塞尔在《观念（一）》中通过“先验还原”方法悬置了世界的存在，获得纯粹意识这种“现象学的剩余物”，并且将其视为一个“绝对存在”的领域时，他恰恰陷入了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窠臼，甚至同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或存在论传统一脉相承，因此在本质上都忽视了存在和存在者的“存在论区分”，或者说遗忘了“存在者的存在”。　　但是，站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来看，海德格尔的这一批评显然是简单粗暴的，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歪曲了前者的本意。抛开概念表述的差异，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于现象学与存在论之关系的看法，至少在克服传统形而上学这一点上并无根本性的分歧。事实上，胡塞尔的现象学从一开始就力图同一切传统形而上学或存在论划清界限。早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就明确地强调了现象学的“无前提性”。也就是说，现象学力图保持“形而上学的中立性”，不预设任何形而上学前提，并不将任何实在论或唯心论意义的现成存在者或实体当作现象学描述的“**原则”。在《观念（一）》中，胡塞尔进一步将现象学的这种“无前提性”原则发展为一种“先验还原”方法。对胡塞尔来说，“先验还原”并非如海德格尔所批评的那样，只是简单地“悬置”了世界的存在，并且回到了纯粹意识这一绝对存在的“原初区域”。恰恰相反，“先验还原”是对一切“自然态度”或“存在设定”的终止，因此也是对一切传统形而上学或存在论的悬置。①用大卫·卡尔（David Carr）的话说，“先验还原”是一种“去存在论化”（de-ontologize）②。也就是说，“先验还原”不仅“悬置”了外在对象的“超越存在”或“自在存在”，而且悬置了世界的“自在存在”，甚至悬置了意识本身的“自在存在”。这种被“去存在论化”的意识就是“纯粹意识”。对胡塞尔来说，“纯粹意识”的“纯粹性”意味着：意识既不是某种笛卡尔式的形而上学实体（心灵），也不是休谟等经验主义者所说的心理事件。简言之，意识不是某种“世间性的”（mundane）或世界之内的实体或对象，而是纯粹的现象、自身显现或自身给予。　　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之中，“先验还原”的重要性还不止如此。事实上，正是通过“先验还原”，包括意识在内的所有存在者才被消除了“存在设定”或“去存在论化”，从“自然态度”所设定的一种独立存在者或“自在存在者”变成了“现象”。换言之，胡塞尔所关心的问题不再是“有什么东西自在地存在”这类传统的形而上学或存在论问题，而是“存在者如何自身显现”的现象学问题。同样的道理，现象学意义的“现象”也不再像在传统形而上学或存在论中那样与本原、本体或“物自身”等相对立，而是“自身显现”的一切或“事情本身”。因此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之中，包括意识在内的一切存在者都变成了“现象”，或者更具体地说，它们自身显现为某种被构造的意义（Sinn）或意向相关物（noema），而使得它们自身显现或意向性地构造的正是意识或“我思”（cogito）本身。意识不仅自身显现或对自身显现，而且让一切非意识之物自身相对于意识而显现。简言之，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非但不是像海德格尔批评的那样退回到一种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反而开启了将存在者的存在还原为存在者的自身显现或“现象”的根本突破，从而使得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与存在者的根本区分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