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新教)史

　　《中国基督教（新教）史》：　　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礼仪习俗方面有很大差异。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家族等血缘为纽带组成的，强调君臣父子、长幼有序的伦理秩序，儒家的纲常礼教和祭祖活动正是维系这一社会秩序的核心。基督教反对崇拜偶像，反对祭孔祭祖，作为外来的新的组织，深入社会发展教徒，使他们背离传统信仰、伦理秩序与习俗，在有些地区干涉民间丧葬礼仪，破坏佛像，霸占庙产，无疑是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家族、家庭结构，并威胁中国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基督教构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挑战。挑战必然引起反应，发生冲突。　　从另一方面看，两次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外关系的根本格局，中国力量的劣势暴露无遗，鸦片战争以来西洋人对大清王朝的步步进逼，大大损害了中国人的尊严，伤害了中国各界民众的感情，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自信力都大受打击。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对外来事物就更容易发生惶惑、猜疑、戒备、抵触情绪，作为社会文化精英，他们具有相应的分析、概括、判断、推理能力，而且他们接受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教育，以维护孔孟圣道为职责，这使他们成为中国近代民族精神的主要代言者。但是他们长期处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不了解世界大势，难以作出中肯的判断和有效的反应。在他们看来，洋教政治上仗兵威入华，居心叵测，不得不防；思想上不合天理，乱我道统，灭我心志，危害更是深远；行为上也诡秘可疑，必有邪法秘术。他们这些看法，为晚清反洋教的舆论确定了基调。　　中西文化和宗教因隔阂而产生误解、猜疑，晚清中国社会中流传着许多关于传教士诱奸妇女、拐卖儿童、摘眼刨心等谣言，成为动员群众反教的武器，教案的引发往往与谣言有关。应该看到，大部分谣言都是凭想象、猜忌而传播开来，并非真实情况，但谣言的某些内容，的确事出有因。洋教会在中国横行霸道，确有许多残害中国人的恶行。加之，洋教场所惯于整日关门闭户，难免诱使那些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有限的人们产生疑惧，他们对教会侵略势力怀有仇恨，高度警惕，或者根据传教士的某些恶行向其他方面类推；或者把少数特例扩大认定为普遍事实，偶有风吹草动，便能绘声绘影。他们共同处在洋人和洋教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之下，容易激发“从众行为”，不要说是事出有因的谣传，即使是完全荒诞无稽的谎言，他们也往往不能理智地判断。人们之所以极度相信谣传，是因为这些丑化传教士及基督教会的谣言与民众的心理期望一致，这种带有非理性的，强烈的情感色彩的言论，导致群众采取焚教堂、杀教士的过激行动，“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乃是感到或预感到某种外来力量构成了对自己个体或群体生存的威胁时，所作出的一种反映”。晚清反洋教谣言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洋教会是谣言的受害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中国人同样是谣言的受害者。　　士大夫阶层是晚清反洋教行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倡导者，中下层士绅积极参与反洋教斗争的现象相当普遍。鸦片战争以后的基督教与中华传统之间的冲突，已不是单纯的文化冲突，而是与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紧密交织，难分难解。　　正如程歗、张鸣两先生所说：“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中即使是属于温和与圆通的一派，也无不怀有文化优越的傲岸，实施着超乎寻常的，以摧毁殖民地半殖民地原生文化为宗旨的文化移植。教会在其势力所能达到的地区，以强硬而不妥协的姿态挑起了习俗之战。锋芒直指中国传统的凝聚了民族性的生活方式，从而将普通民众逼到了要么屈服，要么决裂的境地。一大批教案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习俗冲突，既不是孤立的、可以和政治背景分开看待的中西文化的‘冲撞’，更不是所谓封建文化对西方先进文化的‘抗阻’，从本质上讲，这是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在中国乡土文化层面上引起的激荡，是基督教的文化征服突破了中国民间文化容纳极限而促成的社会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