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智库卓越管理与国际化/南大智库文丛

选自本书第三部分“智库国际合作”） 3. 西方智库国际化的经验 长期以来，西方知名智库并不满足于对本国政府决策和舆论产生影响，更加重视国际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并通过积极的国际交流合作谋求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3.1旋转门机制实现“外交资源”全生命周期管理 “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产业*核心的机制，这一机制既帮助政策制定者加深学术积累，又帮助智库研究者增加实践经验；既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又构成人际传播网络；既提供了“人才流”，又拓展了“信息流”渠道，它作为需求和供给方的一个有效通道，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非常重要的机制。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旋转门”机制与美国外交资源全生命周期利用之间的关系。吴建民指出：“狭义的‘外交资源’即‘搞外交的人’，主要包括外交部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一方面我们很多机构办理国际事务缺乏有效指导，“另一方面我们的外交资源却在闲置。比如我们外交部的大使、参赞到60岁，一刀切全退下来了。这些人在国外有很多朋友，有很多知识，这些都没有用上。如果能想办法把他们沟通起来，有一个转换器，我想我们的国家会发展得更好。”我们认为吴建民同志的这些意见是值得重视的，是有国际经验作为基础的。美国外交界的领导和专家实现了全生命周期的利用。比如，基辛格、芮效俭等一批外交家80多岁以后还活跃在美国的智库界。 3.2全球人才招募与吸纳机制实现人才多元化 西方智库，尤其是美国智库以开放的姿态不分种族、国籍在全球范围内广纳贤才，形成了全球人才招募与吸纳机制，利用国外知识精英为其智库效力。为了解西方智库有关人员考核与激励的具体做法，我们分别搜集了来自美国、英国7家智库的外籍员工雇佣信息。 智库名称国家 人员构成 智库规模外籍专家情况 兰德公司美国1 775人来自49个国家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50多人来自13个国家 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850多人来自62个国家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114人来自10个国家，共27人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英国15—35人理事会成员来自欧美、中东、东亚及大洋洲的17个国家，会员则来自80个国家，会员超过2 200人 查塔姆学会英国150—200人以本国人员为主，外籍人员超过75个国家。设有会员制，会员超过3400人 海外发展研究所（ODI）英国230人外籍专家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 这些智库外籍专家多半在母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对母国的语言运用、政治特点、人文风俗均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然后在研究生阶段留学美国，毕业后留在华盛顿、纽约等智库聚集区工作，参与到美国智库对其母国政策的咨询与研究工作。这使得西方知名智库对全球情况了如指掌，在保证前瞻性、深刻性研究的同时，也为智库国际合作交流储备了优质人才“集团军”。以美国智库中的华人为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兰德公司等一流智库都有大量优秀华人雇员。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教授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在中国接受了大学教育，在美博士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在2014年2月聘任华裔研究员李成教授为中心主任，李成凭借对中国领导人的深入研究，成为美国顶级中国问题研究团队的领头羊。他带领的团队成员包括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杰弗里??贝德、克林顿时期任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的李侃如、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等，其中很多人是奥巴马政府高层的信息源。他对中国政治高层的数据库分析法，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高层人事变动的了解，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与中美互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推动了中美两国年轻学者的交流，加强了布鲁金斯学会与中国的联系。 英美智库还招募名牌大学的在校外籍学生担任实习生，招募外籍访问学者担任兼职研究员。这一做法不仅为智库注入了多元化的“新鲜血液”，也用智库独特的组织文化影响被招募者的思想和品质。这些人回到母国后，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他们思想意识的“传声筒”和交流合作的桥梁。这种做法为智库谋求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创造了极大优势。 3.3设立海外分支机构，通过本土化实现国际化 西方国家一系列举足轻重的智库通过与海外研究机构合作设立分支机构、办事处，在积累一手资料、吸收所在国优秀学者的同时，实施本土化策略，近距离影响该国媒体和公众，抢占国际问题影响力的“桥头堡”。从智库国际合作的软硬件基础来讲，这样就构建了一个全球智库网络，也为这些重量级智库在对象国开展活动提供了联络点一样的机构。西方知名智库，特别是美国高端的国际问题智库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和区域优势将自己打造成为实体的国际会议中心，是国际上各种力量交汇的场所。作为第三方用来交换信息、交换意见的场所，他们的意见领袖、领军人才去对象国举办论坛、会议，比他国智库到美国开展活动要方便得多。  早在1993年，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原称基金会）就成立了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成员几乎全部都是俄罗斯人。  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了其首个海外机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研究团队的很多人来自中国，这也体现了它的全球性，他们用美国人了解的语言解释中国的变化，同时也用中国人了解的语言解释美国的考虑[2]。  2007年，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研究分支机构多哈中心。多哈中心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与中东国家及不断崛起的亚洲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包括地缘政治和能源经济、区域的冲突研究、和平进程研究，以及海湾国家的教育、制度以及政府组织改革问题上。在积累了充足的一手资料和利用对象国优秀人才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多哈中心对年度美国—伊斯兰世界论坛构想和组织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美国和伊斯兰世界政界、商界、学术界、媒体和市民社会的领袖齐聚一堂提供了平台，为双边进行必要的对话，加深彼此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 2010年4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合作成立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由中国知名学者、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研究人员大部分为中国人。 除了这些可见的办事处、海外分支机构外，西方知名智库还依托在对象国当地的本国常驻机构作为其隐形的分支，与其保持紧密联系或直接向其派驻自己的研究人员。例如，美国在华的《纽约时报》北京记者站和大使馆都和智库保持紧密联系，甚至其旋转门制度使得智库研究人员拥有多重身份，既是智库研究人员，也是媒体记者或驻外使馆职员。从人际传播角度讲，这不仅有效推进了“一轨”和“二轨”的联系，还保持了与对象国学界的紧密联系。 3.4与时俱进着力打造智库传播体系 识别目标受众，把研究成果精准送达目标受众手中，并产生影响力，这是智库传播的根本目标。  一流智库拥有一流智库刊物。在纸媒时代，美国智库就创办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关系方面的大牌期刊（见表2）。许多领导人愿意在这些刊物上发表阐述自己政策纲领的文章，一流学者也选择这些期刊发表原创性理论。为了扩大影响，这些刊物中一部分是OA刊物（开放获取），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 智库刊物 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评论》（Brookings Review）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TWQ） 兰德公司《兰德评论》（Rand Review） 外交关系委员会《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威尔逊国际中心《威尔逊季刊》（Wilson Quarterly） 和平研究所《和平观察》（Peace Observer） 企业研究所《美国企业》（The American Enterprise, TAE） 外交政策研究所《奥比斯》（Orbis） 国家利益研究中心《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 精心打造企业级官方网站。互联网时代，机构的官方网站是传播一切信息的主阵地，也是外界获取机构信息的主要渠道。美国一流智库的官方网站的设计、制作和运维水平已经不亚于任何一个大公司的官网水准，真正达到了企业级。  与时俱进布局新媒体。几乎每个有影响的智库都有新媒体传播平台，借助新媒体引导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及时反应并抢占话语权，引发公众关注，形成国际舆论，从而塑造全球品牌。  与主流媒体建立密切联系。每个大型智库都设立了专门的公关部，负责与全世界各大媒体的沟通和联络。相比媒体，智库长期跟踪研究某一领域，对该领域更有发言权。尤其是每当某一国际问题出现新变化或有新的热点事件发生时，那些长期跟踪研究相关问题的智库研究人员即成为媒体竞相采访的对象，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观点通过大众媒体传播出去，转化为影响国际舆论的资源，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运为智库国际合作交流创造了巨大的吸引力。 3.5建立具有主导权的对话平台 目前闻名于全球的各类国际论坛，几乎都是由欧美智库或拥有智库功能的国际机构运营的。如每年年初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几乎能确定未来一年经济评价的总体脉络；每年夏季由英国智库承办的香格里拉论坛，则基本上主导了亚太地区甚至全球安全评估的总基调；还有每年下半年召开的G20会议、APEC会议，其议程设置都有欧美智库的影子。设置议程能力体现了其对国际话语权和合作主导权的主导。 3.6通过输出美国智库的经验，掌握话语指挥棒 美国学者*早意识到文化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种软权力。美国智库也凭借其**智库大国的优势地位，坚持不懈地向别国开展智库经验输出活动，将其智库建设经验输出作为一种文化输出手段，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影响，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智库模式，从而掌握权威话语权，占领国际交流制高点。 美国智库经验输出主要有两种方式：  前端控制。例如，美国前住房部助理部长、美国著名智库“城市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雷蒙德??斯特鲁伊克（Raymond J. Struyk）在发展中国家及转型期国家的智库研究方面名声远播。2007—2012年，斯特鲁伊克博士任职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国家民意研究中心时，曾帮助匈牙利和俄罗斯建立智库，并参与了十几个关于管理、沟通和研究议题的具体工作[3]。  过程影响。麦甘在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国际关系项目资助下进行国际智库组织的调查，并在美国外交委员会支持下采用包括广告等多种方式发表《全球智库报告》，公布对各国智库排名结果，其影响力在迅速扩大。尽管少数学者不屑于排名类的研究，但不得不承认，获得广泛认可的“排名”，背后蕴藏着对排名对象的评价权。目前*热衷于排名的，仍然是欧美国家的媒体或相关智库机构。每种排名的发布，都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价值认定。这背后蕴藏着欧美机构的话语权，代表着欧美国家的某种思想软实力[4]。同时这也是为美国收集世界各国智库情报、了解各国软实力进而掌握政策影响渠道的情报搜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