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的孟子:《孟子》新解

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氏指孔子。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孟子。欲了解中华文化，不能不了解孔子，也不能不了解孟子，否则，孔孟之道无从谈起，中华文化也无从谈起。欲了解孟子，不能不读懂《孟子》。历来解《孟》者千万，但歧义百出，特别是在一些要害观点、关键概念上并没有取得一致，很难说真正读懂了《孟子》，明白了孟子。 本书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一点儿新的尝试。这里，先集中说一说有关的几个问题，其余随文解义，见于全书。 一、孟子其人 史书关于孟子事迹，*早出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只有寥寥几行字：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据此，孟子姓孟名轲，字则不传。东汉赵岐作注时，称“字则未闻也”（《孟子题辞》）。后出“子车”“子居”“子舆”等，都不可靠。 孟姓据说来自鲁国的孟孙氏。《史记》失载。赵岐云：“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三桓子孙，既以衰微，分适他国。”（《孟子题辞》）孟子自齐葬于鲁之事，见《公孙丑章句下》第七章。三桓子孙衰微，孔子当年就曾断言，见《论语·季氏篇》。孟子谈到自己的身世，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能就是指此，见《离娄章句下》第二十二章。不过，从鲁国三桓专政，到孟子出生时，其间经过了两百余年，他的家庭地位已经下降到统治阶级的底层。可能他的父亲和孔子一样，只是一个士的身份，他也继承了这个身份。他应该还是出生在鲁国，并在那里长大。年轻的时候父亲去世，就葬在了鲁国，后来母亲随他在齐国的时候去世，归葬于鲁，与父亲合葬。乐正子说他以士的规格办了父亲的丧事，反映的是他年轻时的情况；又说他以大夫的规格办了母亲的丧事，反映的是他中年时的情况，见《梁惠王章句下》第十六章。父亲死后，他举家移民邹国，可能是为了出仕，即“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万章章句下》第五章）。周游列国后，*后的归宿也在邹国，所以称为邹人。 对于孟子是邹人，历史上少有疑义者。但此“邹”是邹国还是鲁国的邹邑，却有不同的说法。从《孟子》本书来看，“邹人与楚人战”（《梁惠王章句上》第七章），“邹与鲁鬨”（《梁惠王章句下》第十二章），邹与楚、邹与鲁，显然是国与国的关系，则此“邹”还是邹国。至于邹国后为鲁国所并，或为楚国所灭，成为邹邑，那是另一回事。所以，孟子是邹国人。 关于孟子的生卒年，这里阙如。直到宋元以后，出现一些说法。今人张培瑜通过对天文历法的考查和论证，认为有关的史料记载、孟子宗谱和家世相传的诞辰、卒年、忌日、享年是一组严密、自洽的纪年体系，是唯一可能的一组年月日数据，认定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3月12日己未，卒于公元前290年12月25日壬子，享年82周岁，实岁83，虚岁84（《孟子的生辰卒日及其公历日期》，《孔子研究》2011年第1期）。若按这个说法，孟子出生时，距孔子生年（前551年）180年，距孔子卒年（前479年）108年；孟子去世时，距秦始皇统一六国70年。 关于孟子的师承，太史公说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可谓孔门一脉嫡传。可是孟子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章句下》第二十二章）前半句已经明确否定了与孔门的师承关系，则“私淑诸人”之人，应是与孔门一脉无直接关系的其他人。《孟子》全书论及子思的地方不下六七处十数句，但无一处一句提及子思的门徒，没有任何师承关系的痕迹。相反，孟子似乎将自己与子思看得一般齐，如他说：“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公孙丑章句下》第十一章）长者为自称。这合于他所说的“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章句上》第二章），即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是直承孔子的。孟子的话应该是可信的。但孟子的思想与子思或“子思之儒”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下文还要专门论及。 孟子学问的来源，从学习孔子这条线来看，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利用“近圣人之居”的便利，了解孔子的思想。他讲到的许多关于孔子及孔门弟子的故事当来自于这个渠道。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集体守孝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但子贡继续坚守了六年才走。这大概只是就七十子中有代表性的人而言，其他弟子应该有始终留在那里的，何况孔子的孙子子思还在。直至西汉景帝时，孔子旧居被拆，于墙壁中发现许多书简，后来孔子的十世孙孔安国对这些书简进行了整理。可见“圣人之居”就是一个文化圣殿。二是从《论语》中学习。孟子称引孔子的话，有的明显是从《论语》中来的，如《滕文公章句上》第四章、《离娄章句上》第十四章、《尽心章句下》第三十七章“孔子曰”。其他“孔子曰”可能来自前一种渠道，也可能是《论语》当时有而后来被移出或流传过程中佚失的内容。由此可以肯定，《论语》在孟子时已有定本流传。本书作者曾说，“《论语》*后成书，大约在战国初年”（《本来的孔子：〈论语〉新解》），大致不差。不过，孟子没有提到《论语》这个书名，可能当时还没有这个书名。三是学习“七十子及其门人”的有关作品。 但孟子的学问不限于孔门，这也是可以肯定的。*大的影响当来自稷下。齐国都城临淄有一个城门叫做稷门，稷下就是稷门附近的一个区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士”）居住和聚会的地方。《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说“复盛”，可见这种学士汇聚的盛况是以前早就有的。这个学宫到战国末还很兴盛，荀子还主持过这个学宫。秦灭齐，这个学宫便也消失了。“稷下先生”们的一部分作品收集在《管子》一书中（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章第二节）。司马迁列举的稷下先生名单里没有孟子。《盐铁论·论儒篇》则说：“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孟子先后于齐威王和齐宣王时居住齐国，至少与稷下先生颇有交往。《孟子》有两章记载孟子与稷下先生的代表人物淳于髡的对话，充满思想交锋的味道。孟子也明显受到稷下黄老思想的影响（见《公孙丑章句上》第二章注释）。也许可以说，孔子属鲁学，是鲁国的风格；孟子属齐学，是齐国的风格。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篇》）明显是以鲁国为复礼的标杆；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尽心章句上》第二十四章）显然，孔子“小鲁”不是事实，“小天下”却是孟子的夫子自道。 “道既通”，指孟子学有所成。但道是怎么通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没有一个字的交代。“孟母三迁”的传说，反映了他小时候有个艰苦求学的经历。他曾对齐宣王说：“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梁惠王章句下》第九章）说的未必是别人，可能就是他自己。这里“幼”包含了少年和青年时期，“壮”指三十岁以后（《礼记·曲礼》：“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仪礼·丧服》郑玄注：“子幼，谓年十五已下”）。可能他从三十岁左右起，开始出游其他国家，寻找更多发展的机会。他所游说过的诸侯，太史公点了齐宣王和梁惠王，这是两个大国的国君。其他诸侯，从《孟子》书中看，邹穆公之外，似乎只有滕文公。去过的国家，还有鲁国和宋国。青少年时期，当以鲁国对他影响*大，这是因为他出生在鲁国，即使迁居邹国，两地密迩，他应该经常回到父母之邦，还因为他要到圣人之居——孔子的家乡去参观学习。壮年以后，当以齐国对他的影响*大。齐国是当时东方*强大的国家，孟子将自己“王天下”（在天下实现仁道）的理想寄托在齐王身上：“以齐王，犹反手。”（以齐国的条件推行仁道于天下，就像手掌翻过来翻过去那么容易。见《公孙丑章句上》**章） 不过，他的理想破灭了。除了滕文公对他曾一度言听计从之外，没有哪个国君或执政者重用他，或采纳他的主张，原因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得已，他回到邹国，不再出游，专心著述。 二、《孟子》其书 太史公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作《孟子》七篇”。赵岐认为《孟子》就是孟子自著的：“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但又说：“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等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孟子题辞》）可以说，《孟子》一书，是孟子在万章等一众学生协助下编撰而成的，说是孟子自著不为过。正因如此，全书风格总体上一致，而且逻辑非常严密。宋代朱熹说：“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朱熹集》卷五十二《答吴伯丰》） 这里所谓风格一致、逻辑严密，集中到一点，就是全书贯穿着他的特有的人性论（所谓“特有”，是他对“人性”的定义与众不同）。他的政治理想、政策主张、处世态度、个人修养，无不体现人性本善思想；时君世主、后学今人，对孟子其人其书误会*多的地方也在于此。人性本善思想便是贯穿《孟子》全书的红线，在这个意义上，《孟子》一书中的孟子思想，确如“熔铸”一般。 说《孟子》是孟子自著，还可从《孟子》与《论语》的不同特点去看。朱熹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亲自下手，安得如此好？”（同前书）元代何异孙说：“《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十一经问对》）清代阎若璩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孟子生卒年月考》）魏源也说：“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者不类，当为手著无疑。”（《孟子年表考第五》，《魏源集》） 以上是就《孟子》的总体风格、逻辑线索而言。若从细节论，尚有不少参差的地方。那时的书写方式和记录工具，是墨书于简牍，记载、誊录、编辑、保存都不容易。有些是弟子在跟随孟子的过程中随手记下的，和孔子时“子张书诸绅”（绅是束在腰间且垂下一段的大带，见《论语·卫灵公篇》）相似，可能主要记在竹简上，编辑时可免誊录。这样的编辑方式，留下了孟子思想看似有矛盾实则为前后演变的轨迹。如《公孙丑章句上》第六章记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告子章句上》第六章所记就有差异了：“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依前文，四心只是仁、义、礼、智之端耳，尚需扩充之；依后文，四心即是仁、义、礼、智。两者的内在差异，反映了后者比之前者主观性更强。在这个意义上，清代周广业说“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孟子四考》之四），是有道理的，但与孟子*后统一编订并无矛盾。有些明显是作为助手的万章、公孙丑当时或过后留下的痕迹，如称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等，以门人的身份不当称子，以同门的身份称子则无妨。有的文字可能是孟子过世后弟子们根据需要改动的，如梁襄王、齐宣王死在孟子后，书中称谥，就是后加的。也不排除个别章节是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窜入的，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章，与全书其他章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