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村落演变与空间优化模式

**章　绪论 **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一）现实背景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大国，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我国乡城人口流动加速，城市人口比重大幅提高，2018年城市常住人口比重达到58.5%，城市地域范围也不断扩展。但仍有近6亿人口居住生活在乡村，乡村人口数量众多、乡村地域广阔仍是我国城乡分布的基本格局。村落既是乡村人口的居住、生活、生产、生存空间，也是我国居民点体系的重要类型（孙晓红，2016）。村落是中华文明时空沉淀的载体，蕴藏着厚重的历史印记和人文价值，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因此，通过探寻村落人口、数量、规模、区位、人居环境、空间结构等的地域分异与格局演变过程，往往能揭示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地互动足迹（马晓冬等，2012）与客观规律。 一般而言，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乡互动关系频繁并逐渐强化，一方面，城市对要素的吸引力不断加强，大量的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等要素由乡村流向城市，形成集聚效应和极化效应，城市化不断加速发展，城市地域及功能不断扩展（敖丽红等，2016）；另一方面，城市也对乡村起着经济、技术、交通、物流、现代服务中心的作用，乡村地域在空间、景观面貌、功能等方面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与此同时，乡村为城市发展提供资源、劳动力、资本、农副产品、环境、生态功能的系列支撑，保障了城市与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因此，城市和乡村形成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彼此促进、共进共荣的“命运共同体”是现代城乡发展的客观规律，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岳文海，2013）。 然而，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由于对客观规律认识和政策调控滞后，城市的极化效应或“虹吸”效应异常强大，在乡村要素向城市集聚的同时，城市对乡村的扩散带动效应没有*大限度地发挥，导致城乡之间近乎单向的要素流动机制和模式一再被强化（张传勇和张永岳，2013；何仁伟，2018），造成乡村发展长期不足或停滞不前，甚至衰落。在城乡关系不断发展变化与总体融合趋势的背景下，城市快速发展及日趋现代化与乡村缓慢进步及相对衰落的城乡二元发展态势，必然加剧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城乡差距加大，城乡矛盾日益凸显，也自然形成乡村相对贫困、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水平落后、乡村萧条加剧、村落空废化持续、村落人居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冯文勇等，2008；韩非和蔡建明，2011；郭晓东等，2013；刘锐和孟丽丽，2015），这是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实现中国梦相悖的。因此，强化并持续推进乡村发展和乡村现代化建设是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 我国乡村发展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乡村发展面临的系列问题在西部贫困地区尤其突出，反贫困是当前西部地区乡村发展的首要任务。整个西南地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曾是我国贫困县域的主要分布区，包括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的6个，即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四川及云南涉藏地区，具有贫困面广、贫困度深的特征，2017年西南地区的国家*贫困县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45.1%，贫困人口总数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9.6%，在全国贫困人口超过500万人的6省中，西南五省市区占据四席（谢玲等，2017）。西南地区因自然环境复杂、区位相对偏远、生态脆弱、开发起步晚、政策影响弱等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使得乡村传统生产方式仍占优势、生产技术落后、人们思想观念固化严重，导致乡村经济发展滞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低、乡村居民生活质量较差、村落人居环境质量较低，部分地区陷入“乡村贫困叠加环境脆弱—依靠外部扶持投入—再生产能力增加不显—经济社会发展迟滞—相对贫困加剧”的怪圈。因此，探讨西南地区乡村发展地域差异和村落发展演变过程与机理，探索村落进一步发展的模式是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的重要现实任务。 （二）理论背景 国外对村落的研究起步早且较为系统，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受乡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影响，乡村复兴、新乡村建设、乡村绅士化兴起，乡村与村落空间发生了深刻变化（朱晓翔等，2016），乡村重构、村落模式演变、村落结构转化等研究受到国外研究者的重视，村落研究内容、方法日益多元化，多学科交叉、对村落新问题和新变化展开研究是其重要特征（李红波和张小林，2012；席建超等，2014）。 在国内，20世纪末特别是2010年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美丽乡村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美好生活愿景成为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目标，乡村繁荣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极其重要的方面。因此，乡村与村落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生态学界、地理学界、管理学界、建筑学界等都在持续加强乡村研究。如建筑学界举办的“中国民居学术会议”“中国传统民居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学术会议对村落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进行了丰富的交流、探讨，引领了传统村落研究潮流（刘磊，2016）；生态经济学界举办“美丽乡村 健康乡村”系列学术会议，关注美丽乡村、美好生活、健康家园建设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不断加强对村落研究的支持力度。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青年、西部、重大项目的题名中有“村落”二字的研究项目呈逐年增加趋势（表1.1、图1.1），2013～2018年分别有10项、11项、11项、14项、18项、23项，涉及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哲学、中国历史、民族问题研究、体育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深入研究时代变迁、地域差异下的村落形态演变、经济变革、文化变迁与保护、社会治理机制等问题，挖掘村落内涵价值，探索村落演变规律，寻找村落可持续发展路径，并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不断创新和深化。 图1.1　2013～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与“村落”相关的研究项目数 学术期刊论文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乡村与村落研究逐渐走强的趋势。以地理学类期刊中具代表性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以及偏人文-经济地理的《人文地理》《经济地理》5刊为例，2012～2018年各期刊与乡村、村落相关的研究论文成果普遍呈增加趋势（数据截止时间2018年12月21日），2015～2018年增加尤其明显（图1.2、图1.3）。特别是《经济地理》以“乡村”为主题共检索出181篇文章（1984～2018年），其中2012～2018年分别刊发了9篇、11篇、8篇、12篇、15篇、17篇、19篇，共计91篇，占比50%；“村落”主题的文章共检索出39篇，2012～2018年分别发表了1篇、2篇、2篇、4篇、4篇、8篇、3篇，共计24篇，占比62%。可以看出，乡村、村落研究受到地理学及其他学科研究者的持续高度关注，必将推动乡村及村落研究的繁荣发展。 图1.2　2012～2018年5刊发表“乡村”及“村落”主题论文数 图1.3　2012～2018年5刊发表“乡村”及“村落”主题论文占检索论文总数的比重 （三）实践背景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乡村建设与村落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鄂州市长港镇峒山村考察中指出，建设美丽乡村，不是“涂脂抹粉”，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古村落要保护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坚持重中之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