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通识--中华经典通识/张国刚著

《资治通鉴》体现的历史智慧 读史使人明智，是因为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可以给我们做借鉴之用。司马光从“资治”的目的出发，“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进资治通鉴表》）。通过有体系地讲述历史上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 司马光的《稽古录》卷十六把人君分成五种情况：一种为创业之君，智勇冠群；第二为守成之君，中等才能，有良好的自我修为；第三为陵夷之君，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还有一种是中兴之君，才能过人且善自强；*后一种是乱亡之君，下愚而不可改移者。简单地说，司马光认为历史上的君王，可以划分为创业者、守成者、乱亡者；介于守成与乱亡之间的还有两种人，中衰者（陵夷之君）和中兴者。《资治通鉴》描写了众多帝王五种不同的众生相。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呢？司马光在宋神宗即位初写的一封上奏中，提出“修心之要”“治国之要”的问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下面结合《资治通鉴》展现的案例，进行讨论。 修心三要： 仁、明、武 所谓修心，就是领导人素质和能力的修炼，司马光提出三个要点： 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 那么，什么是“仁”呢？ 《资治通鉴》开篇关于“三家分晋”背景的交代中，用倒叙法记述了公元前453 年，赵、魏、韩三家联合起来消灭狂妄的智伯的故事，说智伯*大的不足就是“不仁”，并为此写了长篇的“臣光曰”，提出了选拔接班人“德重于才”的著名论断。 司马光在这里的所谓“德”，并不局限于个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领导人的政治品德——“仁”。 什么是司马光理解的“仁”呢？如何才能做到“仁”呢？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马光解释说：“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司马光认为“仁”包括两个部分——“修政治，兴教化”是指领导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和用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的能力；“育万物，养百姓”是指在国家建设中，做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以及为黎民百姓谋幸福，让百姓看得见增长、感受得到实惠的能力。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这种仁政，给老百姓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小康，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富足，从而把社会治理得和谐美好。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因为在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现而彪炳史册。 在现实操作层面，“大仁”体现在各项政策和法令之中。例如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获得广泛的拥戴；项羽在咸阳屠杀无辜，火烧宫室，随后又放逐天下共主“义帝”，分封也充满了私利算计，结果失去了民心。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二个功夫是“明”。 什么是“明”呢？是指领导的判断决策能力：“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 “知道义，识安危”，是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对事物性质属性的判断，危机和风险意识的管控。比如，刘邦在汉中，韩信提出著名的“汉中对”，制定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即攻取关中，东向争霸天下的发展战略，成为刘邦建立汉朝江山的关键转折点；刘秀在河北，邓禹的“榻下对”，建议刘秀在河北收买人心、招纳人才，对更始政权的未来走向及其应对提出了卓越的预见；孙权即位江东之初，鲁肃的“江东对”对于如何处理东吴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关系，提出了不凡的见解；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对于天下三分提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总之，“明”的**个方面就是指领导者集思广益的决策能力、判断能力。 “明”的第二个方面“别贤愚，辨是非”，是指对人才的识别能力、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智伯当初胁迫韩、魏攻打赵氏时，智伯身边的谋士??疵一再指出其所处的危险局面，提醒他防止韩、魏两家的背叛，而智伯都嗤之以鼻；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纵容安禄山，有多少人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险，玄宗都置之不理。智伯的覆亡、大唐的倾颓，无不与领导人刚愎自用、讳疾忌医的“失明”有关系。几乎所有的亡国之君，都能让我们总结出类似的教训。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三项功夫是“武”。什么是“武”呢？司马光说：“所谓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这里的“武”，不是粗暴蛮力，而是指领导者勇往无前的坚定信念，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还包括抵御各种诱惑、欺骗的能力。总之，就是贯彻落实既定决策的能力。 唐太宗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领导者由于手中掌握权力和资源，各种巴结谄媚、讨好逢迎扑面而来，在为人处世时，是否能不为所动，把持住自己，坚守原则和底线，这需要“武”的品质。唐太宗的这段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邹忌与齐威王的故事。 邹忌是齐威王的辅政之臣。有天上朝前，他问妻子：“我与城北的徐公比，哪个更英俊？”家住城北的徐公，是齐国出了名的大帅哥。妻子回答说：“当然是我家先生*帅气，徐公怎么能比呢！”邹忌虽然心里很得意，还是不自信地问侍奉自己的侍妾：“我与城北徐公，谁更英俊？”侍妾说：“您当然比徐公更帅啦！”次日邹忌接待一个来访的客人，也问了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毫不犹豫地说：“徐公不如您帅啊。” 不久，城北徐公来拜访邹忌，邹忌仔细地端详徐公，觉得自己实在比不上人家；揽镜自照，更觉得差远了。这天晚上，邹忌失眠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好笑： 妻子说我美，是对我有偏心；侍妾说我美，是对我有畏惧；客人说我美，是有求于我而讨好嘛！我怎么能当真呢？ 第二天来到朝堂上，邹忌把自己的感悟与齐威王作了分享，意味深长地说：“如今的齐国，疆域辽阔，方圆千里，城池多达一百二十座，您身边的侍姬、近臣，无不偏爱大王；朝廷里的大臣，无不惧怕大王；举国上下，无不有求于大王。由此看来，您一定是深受他们的蒙蔽，听不到真话了呀！” 治国理政，没有比领导人听不到真话更可怕的了！ 治国三要： 官人、信赏、必罚 那么，治国之要又是什么呢？司马光说：“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手段。这些治理手段的一个交集点就是“用人”。 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得失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是人君治国的唯一办法。他说：“何谓人君之道一？曰： 用人是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可见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 用人首先要知人，司马光把选拔人才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圣贤选拔人才也很困难。比如，如果根据毁誉名声来选拔人才，就会出现竞相博取声名而善恶混淆的状况；如果根据考核档案上的政绩来选拔干部，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说到底，*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而已矣”。领导者只要出以公心，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改变自己的判断，就一定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 “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资治通鉴》卷七十三）可见，司马光的人才选拔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人也是很有启发的。 《资治通鉴》记载了刘邦总结他打败项羽的原因，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而是因为手下有一大批人才；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导致了失败。 为什么强盛的秦朝和隋朝都二世而亡？《资治通鉴》的记载突出了这两个朝代在用人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溃叛，不得闻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资治通鉴》同时强调用人要赏罚分明：“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又说用人的前提是要充分信任人：“疑则勿任，任则勿疑。”（《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总结他为什么能成功时，提出了五条用人经验： 一是用比自己强的高人；二是用有缺点的能人；三是用人之长，弃人之短，即所谓“使人如器”；四是重用敢讲真话的人；五是华夷一家，用人不讲出身，不搞小圈子。 刘备临终前说马谡不堪重用，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导致**次北伐事业的重大挫折。马谡是参谋型人才，“南蛮之人，以攻心为上”，就是马谡的意见，诸葛亮采纳了，七擒孟获，平定了南中地区。但是，这次守街亭，诸葛亮却犯了用人不当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