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见危机:透过摩天大楼指数看商业周期

第1章 摩天大楼的诅咒摩天大楼是彰显世俗资本主义及其价值的独特庆典，它在各个层面上考验着我们。它为我们以*广博的视角深入分析20世纪的艺术、人文和历史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会。——《高层办公大楼艺术考量》埃达·路易莎·赫克斯特布尔（Ada Louisa Huxtable）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就一直在探寻商业周期的成因，而人类寻找能够预测未来的水晶球的历史则比它更为久远。我将在本书中对人类探索魔法水晶球以及商业周期的活动提供一些分析。与彻底改变19世纪经济的运河与铁路一样，摩天大楼是现代资本主义在建筑学上所做出的又一巨大贡献。然而，几乎没有人想到将摩天大楼和商业周期这一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联系起来。直到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在《繁荣带来的麻烦》（The Troubles With Prosperity）一书中明确指出了房地产、摩天大楼和商业周期这三者之间的关联。后来，格兰特的这本书又激发了安德鲁·劳伦斯的灵感。1999年，劳伦斯发表了由他制定的摩天大楼指数，试图揭示*高的摩天大楼往往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建造的。他特别指出，建造世界*高的摩天大楼预示着即将发生重大的经济危机，这就是摩天大楼的诅咒。但劳伦斯的摩天大楼指数并不适用于推断不规律的经济波动，只适用于推断严重的经济危机。劳伦斯是一名投资分析师，他的摩天大楼指数记录了那些突破新高的摩天大楼和重要经济危机的历史。根据这一指数，当人们为一座刷新世界纪录的摩天大楼举行奠基仪式时，经济正在蓬勃发展；而在这座创纪录的摩天大楼完工后，一场重大的经济危机很快就会随之而来。“诅咒”指的就是经济危机，它的出现通常在奠基仪式开始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可问题在于，破纪录的摩天大楼怎么会和经济危机联系起来呢？这是否代表了一种因果关系？建造摩天大楼会引起商业周期吗？建筑历史学家卡罗尔·威利斯（Carol Willis）曾经描述过一个类似的经验性难题。在20世纪20年代狂热的投机浪潮中，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建筑物也变得越来越高。或者应该是，随着摩天大楼越来越高，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到底是什么变量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变化的，这个难题甚至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还要复杂。摩天大楼与商业周期在本质上存在什么关系？显然，建造世界上*高的建筑并不会引发经济崩溃。但同样明显的是，建筑业的繁荣和经济衰退之间存在着广为人知的经济联系。那么，如何在摩天大楼与商业周期之间建立起理论联系呢？劳伦斯认为，过度投资、货币扩张和投机活动也许能够解释摩天大楼指数所揭示的关系。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探讨，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相反，他*后得出的结论是：摩天大楼指数是一个非正常系数。摩天大楼与经济周期之间的联系百年一遇。摩天大楼指数背后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内在联系或理论，所以它的实用性非常令人怀疑。例如，随着纽约世贸中心的倒塌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增加，摩天大楼指数可能已经失去了预测的功能。爱德华·L. 格莱泽（Edward L. Glaeser）和杰西·M. 夏皮罗（Jesse M. Shapiro）并没有发现恐怖主义和摩天大楼的数量在统计学上所存在的显著联系。他们还认为，由于政府的干预（比如建筑法规）以及心理原因（比如建筑商追求个人名声的欲望），摩天大楼的数量可能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虽然商业媒体报道了劳伦斯的摩天大楼指数，但这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投资者商业日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赞许劳伦斯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但也问道：“建造世界上*高的摩天大楼怎么会有不好的后果呢？毕竟，越高越好，世界上*高的建筑可以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巴伦周刊》（Barron’s）也持积极态度，认为摩天大楼指数是“预测经济和金融失衡的绝佳工具”。《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将摩天大楼指数中所描述的摩天大楼建设与经济危机联系起来？**份相关报告来自1999年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该报告指出，中国正计划打破世界*高建筑的纪录，并计划在2010年之前建成三座位列全球前十的*高建筑。商业媒体对摩天大楼指数反应平淡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经济指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自己的作用。人们曾经提出过无数指标，以帮助我们预测商业周期和股票市场，但它们都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正如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所说的：“如果为了控制目的而施加压力，那么任何在统计学上可观察到的规律都会趋于崩溃。”这也许就是摩天大楼指数的命运。例如，根据超级碗指标（Super Bowl indicator）的预测，如果在超级碗比赛中，来自国家橄榄球联合会（NFC）的队伍打败了来自美国橄榄球联合会（AFC）的队伍，这就预示着未来一年会迎来牛市，那一年的经济也会发展得很好。该指标是一个典型的“同步指标”（coincidental indicator），但这种没有因果关系的同步指标应该与传统意义上追踪商业周期变化的经济同步指标区别开来。例如，在职员工的统计数据显然与长期经济活动有关：如果在职员工人数增加，经济活动和GDP就会增加。所以，我们认为这几个统计数据会出现大致同步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当体育作家伦纳德·科佩特（Leonard Koppett）首次注意到超级碗比赛与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联系时，超级碗指标几乎具有完美的预测能力。但从那以后，它的可信度大大降低，总体的预测命中率约为80%，但过去15年里的预测命中率只有50%左右。正如科佩特自己承认的那样，早期的超级碗指标能够成功预测经济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和统计上的错觉罢了。类似的还有一些季节性指标，比如“一月效应”（January effect）声称：如果股市在一月份呈上涨状态，那么它在随后的一整年都会上涨。竟然还有人用年终奖金和避税策略等各种证据来证明一月效应的可靠性。直到目前我们都不清楚，所谓的“股市在一月份上涨”指的是一月份的**周的表现还是整个一月份的表现。我们同样不清楚的是，股市指的是小公司的股票市场还是整个股票市场。另外，一月效应还面临着事实的考验，那就是一旦所有人都意识到存在一月效应，它就会变成可预测的现象，因而也就不能再提供可靠的投资建议或经济洞见。因此，我们无法将这类指标当作预测股市或商业周期的可靠工具。而用来预测经济的政治指标则以政治商业周期理论为基础。这一理论认为，政客会在选举前利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来刺激经济发展，以使股票市场繁荣并拉动就业增长，从而提高其连任的可能性。大选之后，他们将扭转这些政策，从而造成经济衰退。尽管人们从直觉上赞同政治商业周期理论，但它几乎没有任何实证证据的支撑。究其原因，可能是我们很难了解究竟是哪个执政联盟控制着政府机构，或者不同层级的政府在各自的选举周期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此处提到的以及其他真实存在的问题，使得政治商业周期理论对政治与经济的联系的解释能力十分薄弱。根据保罗·科维克的观点，反向收益率曲线是一个与经济运行有着良好因果关系的指标。当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时，收益率曲线会颠倒，这表明经济问题将随之而来。较高的短期贷款利率可能表明借款人迫切需要资金，而贷款人却因感知到风险增加而不愿提供贷款。领先经济指标指数（The Index of Leading Economic Indicators）曾经是官方用来预测经济的“水晶球”。但近年来，它在预测经济变化方面并不那么成功。我本人用来衡量全球经济的两个指标是石油价格和波罗的海大宗商品海运指数（Baltic Dry Shipping Index），后者是衡量海洋运输成本的一个指标。当两者都处于高位时，这表明全球经济出现扩张、繁荣或泡沫的迹象；反之，当两者都处于低位时，这表明经济出现收缩、破产或危机的迹象。然而，所有指标都很容易出错，通常只能对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做出有限的预告。因为它们的预警能力有限，所以这些指标不可能为大型资本投资决策“保驾护航”。衡量股市和经济的指标存在很多问题。有些指标的预测能力很差，而另一些指标虽然预测能力很好，但没有经济理论的支撑，因此可信度大打折扣，只能被视为统计上的异类。相比之下，作为领先经济指标之一的摩天大楼指数在预测经济是否会出现衰退方面确实保持着不错的纪录。经济扩张期间往往会出现摩天大楼的建造计划或者奠基仪式，而在这之后，通常会伴随经济危机的爆发。摩天大楼指数*重要的问题在于：它为什么能保持如此良好的预测纪录？为什么它能预测经济衰退？它是否能向我们揭示商业周期中的经济结构？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历史上摩天大楼指数对经济危机的成功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