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书事

为文化守夜 替历史招魂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体认和文化追求，同时也便形成了所谓潮流或时尚。正如人们常说的，我们处在“大变局”和“小时代”之中。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也好，后现代转型也罢，都滋生且加重了人们对于历史的疏离和隔膜。生活方式当然不同于既往，但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和情感样态也渐趋异化——不知不觉间，传统犹如远在天边的故乡，可以勾起思念或者忧伤，却不再被视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服务业的更新换代，文化产业规模随之急遽扩张，文化的商品性质日益凸显。不论娱乐文化、通俗文化，抑或快餐文化、消费文化，都失去了既往的神圣性和崇高感。正是在这样一个略显诡谲的人文背景之下，我的同学刘红庆所从事的学术性书写才更显得难能可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本散文集《入世初尘》开始，红庆兄就偏爱着现实叙事，通过洗练素朴的文字，描写偏僻小镇的凡人小事，表现复杂而又细腻的人生感悟。那种点滴入微、述而不论的写作风格，很能够使读者产生“代入”的效果，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沈从文、周作人、梁实秋们追求过的平淡真朴之美，也能体味到一个“知识青年”的无奈和郁闷，另外还有，他与故乡之间的格格不入。 受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我们往往特别重视“还乡”对于现代人、现代文明的意义，殊不知，没有“离乡”就无所谓“还乡”，“我们永远在回乡的路上，故乡却在遥不可及的地方”，这固然会滋生莫名的失落和惆怅，但同时也确立了一种个体信仰、价值取向，塑造出一种文化历史学的“眼光”。设想一下，当年如果周氏兄弟不离开绍兴、胡适不离开绩溪、沈从文不离开湘西，他们的“故乡”有多大概率可以成为现代中国的人文景观？从这个角度看，刘红庆在除夕之夜怀揣五百元直奔京城，就挺具有仪式感的。刘红庆从故乡出走，对于左权县是一桩幸事，太行山的开花调、走乡串村的盲人宣传队、辽州城的洋楼教堂、湮灭于时间长河的八大家族，都随之成为或可能成为一道道历史文化风景。 我与红庆都是左权人。我家住在县城西关的养老院，红庆的父母后来在西关租房，两家院落相距不过百米，说起来算半个邻居，上一辈人彼此相熟。当时红庆似乎是跟着他的姥姥在北街过活，我们之间倒没什么交集。80年代中期，我在晋中师专任教，因为老乡兼同学的关系，与红庆的来往便多了起来。红庆后来联系调入师专学报担任编辑，当时我也顺势帮红庆敲敲边鼓。事情*终泡汤，我得到的答复是，刘红庆面谈时太不拘小节，上衣在腹部打了个结，云云。多年以后，红庆回师专讲学，我不知道他有无扬眉吐气之感，但我始终记得，我们家乡的长辈教育孩子*常问的——“你将来靠什么吃饭”。吃饭问题是一个本真的哲学问题。 京城米贵居不易，红庆靠写书、编书谋生，想必历经种种艰难坎坷。为稻粱谋，选一些焦点人物，挑一些时髦话题，弄几本畅销书，好像更符合脱贫大计。可红庆兄偏偏咬定“二气”来书写，写一些土气或相对遥远的人和事，如侯宝林、沈从文、郭兰英、皇甫束玉、田青……当然也包括这本新作所写的启功。这些人物都有过昔日的荣光，但很明显皆属于时人逐渐淡忘的“前浪”。回望和品味这群土气、相对遥远的文人、艺人，原本就是非常“小众”的事情，红庆的这种选择或许应验了一句老话——“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只是为了吃饭”。红庆选定学术性书写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含了他对于文化历史的总体思考。有心的读者会发现，红庆笔下的文化名人有不少都经历过解决吃饭问题的困窘，沈从文卖文，启功卖字，郭兰英、侯宝林、刘红权们卖艺，这种艰难坎坷反而成为了他们成就自己的助力。 中国古代画论中讲：“画鬼易，画人难”；“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传记创作的难处也在于此，要写活，也得传神，具有了“活性”和“神性”，才算得好的传记。《启功书事》的“活性”不只表现在用灵动的笔墨来叙述启功先生的逸闻趣事，更表现在他在对启功心存敬畏的同时，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那份平常心。他不趴在地下仰视，也不站在云端指点，而是深潜到业已流逝的生活中，感同身受地体会启先生在特定情境中所形成的心灵颤动。可以说，红庆所注重的“活性”就在于，珍存流逝的时光，唤醒尘封的记忆，挖掘失落的价值，讴歌永恒的人性。 能够传神的传记作品不少，尤其是一些帝王将相的正传、大传，通过想象和夸张，夹带传奇或戏说因素，使得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穿越小说的特质。这类作品的所谓传神，只不过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借文学虚构来亵渎历史的真相。在我看来，相比于畅销的雍正、康熙、曾国藩、张居正等传记，《启功书事》是一本具有浓重学术性同时又能感人心、启人思的人物别传，因为它写出了启功先生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 以小说家眼光看启功身世，多少会生出过宝山而空手而归的遗憾。他有皇室血统，没有叱咤风云；他与名流交游，从未放荡不羁；他雅擅书法，不屑争名夺利；他精通鉴物，不曾倒腾古董。本该绚烂至极的，在启功先生那里统统归于平淡。而刘红庆所着力描写的，正是启先生拥有的那份淡泊、静气、守真、笃实。以“书事”立传，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红庆有个通俗的比喻，强调了在传记创作中确立文脉的重要性，就像儿时家乡赶集时拴“麻糖”（油条）要用一根纸绳儿。从家传诗书至拜师读书，由教书育人到写书论书，“书事”就是那根贯穿其中的“纸绳儿”。围绕“书事”勾勒传主的人生轨迹，可以生动传神地刻画身为“大家”兼“杂家”的启功，也可以有效地规避编年说事的乏味。 品过老友新作，独坐书房，掩卷长思书中所写之事，一幅幅画面从脑畔掠过：少小丧亲、姑嫂育雏、名士传艺、大师授学、夫妻哀艰、衰年济世……便想起了唐人的诗句——“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世人只知启功是丹青妙手和鉴物宗师，哪里顾得嗅闻大师光环背后的泥土芳香，又哪里还会品味巨人行路的艰难苦辛？这就是宋代僧人释慧方讲的：“时人不会个中意，犹把汉身谩度量。”幸好刘红庆不算所谓的“时人”，而宁愿做一个麦田拾穗的学人。 不知不觉，新世纪已然悠悠廿年，回望20世纪，颇有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之慨。启功先生是中国现代社会风起云涌的见证者，也是在国故与西化、政教与学术之夹缝中特立独行的知识人。《启功书事》用流畅的笔墨写出了启先生对国学的坚守以及对新潮的疏离，也以客观叙事的态度传达出一代学人曾经遭遇的尴尬。文化的生命根植于传承，历史的无奈却源于遗忘。在文化传承和习惯性忘却的逻辑悖论中，红庆兄的这类学术性书写具有双重价值，它提醒着我们，在快节奏的当下生活中，应该惊觉“记得”的意义，应该确立“践行”的尺度。 苏保华 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