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之美

中国学（一） 不久以前，一个传教士为了赶同类的时髦，在他系列短文的封面上自称为“宿儒”，闹了许多笑话。这个念头当然是极端滑稽可笑的。在整个帝国内，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斗胆妄称自己为宿儒。在中国，“宿”字意味着一个学者或文人所能达到的*高境界。然而我们却常常听到某个欧洲人被称作中国学家。《中国评论》的广告里说，“在那些传教士中，高深的中国学正被辛勤地耕耘着。”然后就开列了一批经常撰稿者名单，并说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著名学者的研究都是健全可靠、完全可信的。 现在，要估价那种被称为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学问的高深程度，我们不必拿德国人费希特在他关于《文人》的演讲里，或美国人爱默生在其《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前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是一个公认的大德国学家，然而一个读过几本席勒剧本，在某杂志发表过一些海涅诗歌译作的英国人，尽管可以在他的社交圈子里被认作是德国学家，但他却绝不会在印刷品中公然以此自称。可现在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只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某些省份的方言录，或百来条谚语的汇编，就立刻被冠以一个中国学家的美称。当然，只取一个名目倒也无妨，凭着条约中的治外法权，一个在华的英国人，只要他乐意，随时都可以泰然自若地自称为孔子的。 我们已经被引入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中国学已超越了早期开拓时期，即将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在这一阶段中，研究中国的人们将不再满足于编纂字典或诸如此类的搬砖运土性质的工作，而试图去建构专著、翻译中华民族文学中*完美的作品，不仅以理性思辨和充分的论据去评判它们，而且*终论定中国文学圣殿中那些*受推崇的文学家。下面，我打算做出如下几点考察：首先，看看正经历着上述转换的欧洲人，他们的中国知识真实到什么程度；其次，看看以往的中国学都做了些什么；第三，看看目前中国学的实际状况如何；*后，指出我们所设想的中国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常言道，一个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比巨人更加伟大。但尽管如此，必须承认，那个侏儒，利用他位置的方便，将必定看得更加宽广。因此，我们将站在前辈们的肩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一个鸟瞰。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我们提出与先辈们不完全相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希望不要被看成我们有任何自炫高超的意思；我们宣称不过是利用了我们的方便条件。 首先看**个问题。我们认为，所谓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发生了变化，这只是意味着掌握一门语言知识的较大困难已被排除。翟理斯博士说：“人们曾普遍认为，学会说一门语言，特别是一种汉语方言很难。但这种曾被普遍认为的难之所在，很久以前就已被别的历史小说所取代。”的确，不仅口头语言，甚至于书写语言也是如此。一个英国领事馆的翻译生在北京住两年，在领事馆工作一两年，便能读懂一封普通电文的大致意思。因此，说迄今在华外国人之中国知识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我们欣然承认；但对于超过这一点的夸大其辞的声言，我们则感到非常怀疑。 继早期耶稣会士之后，马礼逊博士那部著名字典的出版，被公正地认作为所有已完成的中国学研究的新“Point de départ”（起点）。那部著作无疑留下了一座早期新教传教士那种严肃认真、热情诚挚和良心从事的纪念碑。在马礼逊博士之后的一批学者中，德庇时爵士、郭士腊博士可以作为代表。德庇时爵士真的不懂得中国，他自己也够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肯定能讲官话并能够不太困难地阅读那种方言写成的小说。但是像他当时所掌握的那点中国知识，在现今怕是只能胜任任何一个领事馆的洋员职务。然而非常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仍能发现绝大多数英国人对于中国的知识，是受到他关于中国著作的影响。郭士腊博士的中国知识可能比德庇时爵士多一点。但他却浅尝辄止，不打算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已故的托马斯·麦多士先生后来在揭露郭士腊的虚荣方面做得不错。诸如此类的人还有传教士古伯察和杜赫德。此后，我们奇怪地发现蒲尔杰先生，在*近出版的《中国历史》中，把上述这些人引作权威。 在法国，雷慕沙是欧洲所有大学中*先获得汉学讲座教授席位的人。对于他的劳动，我们还无法做出适当的评价。但他有一本引人注目的书：法译中文小说《双堂妹》。那本书，利·亨德（Leigh??Hunt）读过，由他推荐给卡莱尔，由卡莱尔传给约翰·史特林。谁读过此书后都觉喜爱，说它一定出自一个天才，“一个天才的龙的传人”之手。这部小说在中国名叫《玉娇梨》，是一部读来十分愉快的书。但它只是中国文学中一个下品的代表，而且即便是在下品中也不占很高位置。不过，想到出自一个中国人脑袋瓜的思想与想象，实际上已通过了像卡莱尔和利·亨德这些人的心灵，总是令人高兴的。 继雷慕沙之后的汉学家有儒莲和波迪埃。德国诗人海涅曾说，儒莲有一个奇妙而重要的发现，即蒙斯·波茨尔一点也不懂汉语，另一方面，后者也同样有一个发现，即儒莲全然不懂梵文。然而，这些著作家所做的开拓工作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优势在于全面彻底地掌握了他们本国的语言。另一个可以提及的法国著作家是德理文，他的唐诗译作是开始进入中国文学部分的一种突破，这种工作在此前后是不曾有人做过的。 在德国，慕尼黑的帕拉特博士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的书，题为《满族》。像德国人写的所有著作一样，它是一部无懈可击的佳作。其明显意图是要勾勒出中国清王朝起源的历史面貌。但该书的后一部分涉及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内容，就我们所知，是从用欧洲文字写成的其他任何一部书中无法找到的。像卫三畏博士的那部《中国总论》之类的书，同它比起来，只能算是一部托儿所的小人书罢了。另一个德国汉学家是史特劳斯（Herr??Von??Strauss），1866年被普鲁士吞并之前的小德意志公国的大臣。这个老臣卸任后以研究汉学自娱。他出版了一部《老子》译著，*近又出版了一部德译《诗经》，据广东的花之安先生认为，其中的某些部分还是蛮不错的。他的那首颂歌的翻译也被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不幸的是，我们没能获得这些书。 以上我们所提到的学者们，可以被认作是早期的汉学家，开始于马礼逊博士的字典的出版。第二个时期的出现，是以两部权威著作为标志的：一是威妥玛爵士的《自迩集》；再是理雅各博士的《中国经典》翻译。 说到**部，那些中国知识现已越过能讲官话阶段的西方人可能会嗤之以鼻。尽管如此，它却是所有已出版的关于中国语言的英文书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一部*完美的大著。而且这部书被写出是时代呼唤的必然结果。诸如此类的书必须被写出，瞧！它被写出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写出既拿走了同代人的所有机会，也不会有来自未来的竞争。 那些中国经典的翻译必然被做，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理雅各博士完成了它，结果出了一打巨大的、规模骇人的东西。如果单从量上来看，确实是惊人的、了不起的成就。面对着这些卷帙浩繁的译著，我们谈起来都有点感到咋舌。不过必须承认，这些译著并不都令我们满意。巴尔福先生公正地评论说，在翻译这些经典的过程中，大量地依赖了那些生造的专门术语。我们感到理雅各博士所借用的那些术语是深涩的、粗疏和不适当的。有些地方简直不合语言习惯。这还是就形式而言。至于内容，我们不想冒然发表自己的意见，还是让广东的花之安牧师来作评判。花之安牧师曾对我们说：“理雅各博士关于孟子的注释，表明他对孟子的书缺乏哲学的理解。”可以肯定，如若理雅各博士没有设法在头脑中，将孔子及其学派的教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把握，他是无法阅读和翻译这些作品的。然而使人惊奇的是，无论是在他的注释中，还是在专题论述中，理雅各博士都从不让一个单词或句子滑过，以表明他对孔子教义的确是作为一个哲学的整体来把握的。因此，总体说来，理雅各博士对这些经典价值的评判，无论如何不能作为*后的定论来接受。新的翻译者还将接踵而来。自从上面所提到的两种著作出现以后，又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陆续问世：其中，的确有几部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但我们相信没有一部表明中国学已经到达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首先有伟烈亚力先生的《中国文学札记》。但它仅仅是一部目录，而不是一本带有一丁半点文学意味的书。另几本是已故梅辉立所著，其中以《汉语指南》和《中日商埠志》较为有名。先生的《汉语指南》，当然不能被说成是完善的东西，但确实是一部大著，在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它要算是*严谨、认真而不装模作样的了。并且它的实际效用，也仅次于威妥玛的那部《自迩集》。 另一个有名望的中国学家是英国领事馆的翟理斯先生。像所有早期的法国汉学家一样，翟理斯先生拥有令人羡慕的文学天赋，文风清晰、有力而优美。他所接触的每个问题，无不立刻变得明晰而易懂。不过也有一两个例外。他在选择值当他那支笔的题目时并不很幸运。一个例外是他的《聊斋志异》翻译。这一翻译可以被视为中文英译的模范。但是，《聊斋志异》尽管是极为优美的文学作品，却仍然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上乘之作。 继理雅各博士翻译中国经典的盛举之后，巴尔福先生*近出版的关于庄子《南华经》的翻译，肯定是抱负*高的作品。我们承认，当**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期待和高兴的程度简直不亚于听到一个英国人进入中国翰林院的消息。《南华经》被中国人公认为民族文学精华中*完美的作品之一。自从公元前两世纪以前该书诞生以来，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简直不亚于儒家经典。以后历朝历代浪漫主义文学语言与精神均受到它的支配性影响，正如同四书五经对于中国哲学著作所发生的影响那样。然而，巴尔福先生的作品一点也算不上翻译，简直就是胡译。我们承认，冒然给予这部肯定花费了巴尔福先生多年心血的作品以此种评价，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我们已经冒犯了它，并希望能给予它更好的评价。我们相信，假如我们提出庄子哲学的准确理解和翻译问题，巴尔福先生是绝不会屈尊来参加我们的讨论的。*近新出的《南华经》中文本编辑林希冲，在编者前言中写道：“要阅读一部书，必须首先弄懂每个单字的意思；只有弄懂了每个单字的意思，才能正确分析每个句子的语法结构；只有搞通了每个句子的语法结构，才能理解段落的安排。做到了以上几点，才能*终获得整个篇章的中心思想。”然而巴尔福先生翻译的每一页，都留下了硬伤，表明他既未能弄懂许多单字的意思，又未能对句子的语法结构做出正确的分析，还没有准确地理解段落的安排。如果我们所设想的上述观点能够被证实，正如它们很容易被证实的那样，只需看看它们关于语法和句法规则方面的理解水平，便能非常清楚地得知巴尔福先生未能准确把握《南华经》的中心思想了。 在目前所有的中国学家中，我们倾向于把广东的花之安牧师放在首位。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花之安先生的成果比其他人更有学术价值或文学价值，但我们发现几乎他写的每个句子，都表明了他对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某种把握，而这正是我们在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学家的作品中所见不到的。至于我们所构想的这些文学和哲学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必须留待本篇的下一部分里再谈了。届时我们希望能够阐明中国学研究的方法、目标和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