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21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

　　《中国共产党历史/21世纪党史国史系列教材》：　　对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蒋介石表面上通电表示拥护，实际上则使用更加凶险的手段加以对抗。早在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的一次演讲中，便自称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有干涉和制裁共产党的责任及权力。进入3月后，他先是密令当地驻军诱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接着，他强行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市党部，封闭国民党左派主持的《贯彻日报》；指使青帮打手捣毁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市总工会，捣毁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等团体，制造白色恐怖。事实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形势，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们，对于蒋介石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和叛变革命的危险性缺乏警惕，更没有与其进行坚决斗争的决心，而是一味妥协退让。本来，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内逐渐形成的蒋介石个人独裁局面，一度遭到诸多方面的非议和反对。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专横跋扈，凭借武力指挥一切。他用安插亲信和拉拢收买的办法，控制国民革命军各军和一些党政部门的行为，引起相关将领和领导人的不满。于是，国民党内一时形成浓厚的反蒋（介石）迎汪（精卫）氛围。然而，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等反对同蒋介石对抗，以使蒋在前线安心。当然，他们也看到蒋介石正在走上军事独裁的道路。为此，他们将抑制或者牵制蒋介石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汪精卫属于国民党元老，赞成国共合作，一直被共产国际和中共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鲍罗廷认为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所有人联合起来。中共中央也认为，只要汪精卫复职，国民党左派就有了坚强的核心，从而能够削弱和抑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所以，共产国际和受其影响的中共中央，一方面积极参与和推动迎汪复职的活动，另一方面继续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首领地位，以此促使蒋汪合作，而不是迎汪反蒋。在共产国际看来，理想的局面是汪精卫主党、政，蒋介石主军事。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依然把蒋介石集团看作摇摆于进一步发展革命与同帝国主义妥协之间的中间派。　　除了支持蒋介石、汪精卫之外，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也很看重唐生智。唐生智归顺国民政府后，利用北伐胜利进军的机会，迅速扩大自己的实力。在短短几个月内，其军队就从一个军扩编为四个军，兵力远在其他各军之上，控制着湖南、湖北两省。蒋介石对此十分敏感，竭力加以压制。唐生智则一方面借助汪精卫对抗蒋介石，另一方面极力表示左倾以取得共产党的支持。鲍罗廷等人认为唐生智并非真心拥护革命，但却是能够对抗蒋介石的实力派。在此影响下，中共中央采取了在蒋、唐之间搞平衡的策略，提出既要维护蒋介石的总司令地位，又要帮助唐生智发展实力，并影响他左倾，以维持实力派之间的均势。事实证明，这种想依靠实力派之间的均势来保持革命局面的策略是失败的，况且唐生智并未因共产党的支持而真正左倾。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一系列问题上举措失当，右倾思想逐步发展。首先是在政权问题上，中央的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不断扩大，政权的更迭问题日益突出。当此之际，中共中央却向党内发出指示，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进入政府工作，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足于在野党的地位。究其原因，除了党内一直存在的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把参加政府看成猎取官位的错误观念外，更主要的还是全党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大致说来，就是无产阶级先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无产阶级再领导发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所以，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取政权的事情，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正是在此思想支配下，陈独秀批评中国共产党湖北区委不该让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要求已参加江西临时省政府的李富春、林伯渠等退出，还限令已担任江西九江、永修等县县长的共产党员辞职，否则将开除党籍。到1926年底，中共中央开始认识到参加政权的意义，决定共产党员应积极争取参加各省政府。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加入政府机关的要求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出谭平山、苏兆征等参加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但由于形势的迅速恶化，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