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天道之现代展开:国学的读与做

　　有一个流传颇广的说法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极端说法完全歪曲了国学的精神，当然它只是小说家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儒家圣贤说过这个话。按照孔子的讲法，父并没有要子亡的权力。《孔子家语·六本》中孔子教导曾参云：“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①孔子认为曾参任由父亲打他而不躲避是不对的，不但自己不对，也“陷父于不义”。而对于君臣关系，《论语·八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孔子看来，君臣、父子的权利义务都是双向的，要以礼义为前提。　　与五常不同，“三纲”具有历史局限性，并非一成不变的原则。学国学首要在于学其义理，而义理并非僵化的教条，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损益。　　从君臣关系的角度看，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臣有择君的自由，君臣关系相对平等；秦汉以后大一统的背景下，君权日重，君臣关系不对等，就导致过于强调君为臣纲；进入现代社会后，已经不再有君主，君为臣纲事实上转变为上级要求下级尊重和维护领导权威了。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历史背景是古代以大家族为生产单位和社会组织单元，家族内部管理秩序的稳定需要强化以族长为代表的父和夫的领导权，这在现代社会的小家庭形态下，必然无法继续照旧维持。现代家庭中要倡导和而不同的精神，家庭成员之间要相互尊重，互相协助，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相互干涉。　　过去很多人打着“反封建”的旗号去反对国学，这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需要分析和鉴别的地方。应当承认，国学从历史中走来，必然带有历史的印记，身上难免沾染了历史的污垢，因此今天有必要反对国学中与大家族制度或皇权体制相配套的那一部分理论或教条。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曾经被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和大家长所借重和利用，但国学本身在义理上并不是统治的工具或愚民的学说。国学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等德性，首先是对人自身而言的，是以自身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而不是单方面顺从上级或统治者。仁义礼智信都是内在于人的，并不是外部强加的。忠首先是对自身的忠，要保持自身的一致性，做到内外一致、表里如一。孝强调的是对父辈和家庭的归属感，是对自身的由来以及所属群体的认同，是对自身历史的尊重。国学对仁义礼智信的倡导，有维护社会秩序从而有利于统治者或大家长的一面，但这既不是国学的出发点，也不是国学的*终目的。　　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并完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所谓的“封建”制度已经完全失去存在的土壤，再以“反封建”的旗号去反对国学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日益向中国渗透的今天，要倡导回归民族文化的传统之中，去找回国学的灵魂，唤起民族文化自信。这种对国学回归的呼唤，不是要抱残守缺地坚守国学的原文原典和固有教条，而是要在坚持其核心理念与人文精神的基础上改革创新，以适应新形势和新时代。　　在国学现代化的进程中，要以五常统贯三纲，或者要彻底改变三纲的传统含义。如今，在上下级、父子、夫妇关系上，一方面要依循国学的义理，拨乱反正，回归孔孟时代较为平等、自然的人伦关系传统；另一方面要立足今天的现实环境，移风易俗，破除各种形式化、教条化的繁文缛节，构建新型的、更加自由的社会人伦关系。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仁义礼智信等五常是根植于人的性体的，它的外在具体形式可能随社会发展有所变化，但其基本内核和贯通的道理是内在于人的，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　　此外，讲齐家要讲清楚家和社会的关系、家和国的关系。过去常有人批评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关系胜过法理公义，并把这种情况归罪于国学。事实上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国家，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这必然导致中国人更注重传统和人情。中国人更注重人情，是历史事实，而不是国学带来的弊端。国学齐家之道既立足于家，又超越了家，齐家的主旨指向了家国天下，而不是仅仅图谋门户私计。家是组成天下国家的基础单元，天下的大道和公义要落实在家这个环节，因此齐家之道是内圣外王之道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按照国学的义理，个人或家族之私，必然要让位于天下之公，家庭关系也要符合天下的道义原则。《荀子·子道》云：“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①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国学的精神，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