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支付对重庆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与机制研究

　　研究假设1：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能够正向地引导激励地方政府增强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努力程度，进而促进辖区内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存在着“粘蝇纸”效应。　　上述分析只是讨论了转移支付规模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之间的关系，但对于转移支付规模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结构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即伴随着地方政府所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水平的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地方公共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又呈现出何种变化趋势？转移支付规模增加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影响的逻辑思路分析如下：　　经济欠发达地区受自主财力有限等因素的限制，民生社会事业的短板较为突出，无论是距离全国还是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均有较大差距，民生保障亟待改善。在此背景下，随着转移支付规模的不断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势必会得到有效缓解，能迅速弥补地区民生事业的历史欠账，以此来推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尽快达到国家或区域的基本标准。在此阶段，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能够引导激励地方政府加大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努力程度，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偏向性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但是，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达到一定的基本要求以后（比如已达到国家或区域的基本标准），随着转移支付规模的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未必会按照上级政府的目标和意愿去使用转移支付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转移支付资金对增强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果，即地方政府会逐渐降低在民生建设领域中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投入的占比比重。在此阶段，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偏向性便会表现出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享有对财政收入的剩余索取权。地方政府为缓解财政收支不平衡所带来的压力主要选择依靠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依据财政竞争理论中的资本流动假说，由于生产性建设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建设）相较于民生性建设投资（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具有更为显著的经济绩效，在短中期内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地方政府则更偏向将有限的转移支付资金投资于生产性建设以争取到更多的流动资本，进而实现提高地区财政收入的目的。其次，根据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当任务代理人同时面临多重任务时，通常会优先选择或者更具有动力去完成易于被观察的任务，而忽视那些相较于不易于被观察到的任务。因此，当地区民生建设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目标要求时，便不再更多地受到法律政策的硬约束。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财力有限而事权目标较多的情况下，作为上级政府的多任务代理人，基于理性经济人的选择，会将转移支付资金更倾向投资于能够迅速吸引资源流入形成规模经济，在短期内能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且经济效应较易于被上级政府所观察到的生产性建设领域。*后，伴随着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便成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标。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界定和范围内容也随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在此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内容的不断丰富、类别不断拓展，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也就有了新的需求。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书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2：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变化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偏向性的影响存在着非线性效应，随着转移支付规模水平的逐步提高，对基本公共服务类别及结构偏向的影响不同，即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呈现先增长后逐步下降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