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研究(第十辑)(2020—2022年) (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王利明法学研究系列)

（一）以七编制为统领将民商事单行法纳入民法学研究范围在单行法时代，法出多门，规则分散，始终缺乏统一的基础性法律将民商事法律统合起来。《民法典》颁布后，其作为基础性法律，统帅各部单行法，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我国虽然一直在立法中采用民商合一原则，但在《民法典》颁行前，此种立法理念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民法典》的颁布使民商合一从理论转化为现实。一方面，我国《民法典》的颁行不仅构建了按照一定的规范、制度的逻辑体系所形成的形式体系，而且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性的民事体系。梅利曼指出，“民法典‘科学化’的程度，决定着在实体法、一般法理以及关于民法总则或一般原理课程中所使用的概念和原则统一的程度”。[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第2版），顾培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因此，未来也应当以《民法典》为基础构建我国的民法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民法典》的体系效应，紧密围绕其构建民法学体系，我国民法学研究也应当以该体系为基础以七编制为基础，将整个民商事单行法纳入研究范围。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然是一部单行法，但其中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也是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统帅下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体系的组成部分，其解释与适用也应当在《民法典》人格权编的指导下全面展开。对于此类单行法而言，也必须将其作为民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才能保持民法学研究的整体性和体系性。（二）以七编制构建民法学的内部体系**，以《民法典》合同编为基础构建完整的合同法体系。《德国民法典》虽然构建了完整的债法体系，但合同法规范分散于总则编和债法总则编，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等国际公约和示范法的经验表明，现代合同法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合同法总则体系的完整性，以促进交易规则的统一及适用。我国《民法典》虽然借鉴了德国法的物债二分体系，但又没有采纳独立的债法体系，而以合同编通则发挥债法总则功能，这既保持了合同法体系的完整性，又能够使债法继续发挥作用。但是，国内现有的一些教材仍然以债法而非合同法展开研究，这显然不符合我国《民法典》体系。以合同编通则代替债法总则之后，合同编的研究范式应当更多注重合同法自身的特殊性及其体系的完整性。在判断合同法规则能否适用于合同之外的债的关系时，既要考虑法律的规定，也要考虑适用对象的特殊性，而不能认定合同法规则当然适用于其他债的关系。例如，合同编所规定的抵销规则既可以适用于合同之债，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债的关系，如侵权之债，但在将抵销规则适用于侵权之债时也应当考虑侵权之债的特殊之处，如在侵权损害赔偿涉及对人身损害的救济时，为了实现对受害人人身损害的及时救济，不应当允许受害人所享有的债权作为被动债权抵销。第二，以《民法典》人格权编为基础构建完整的人格权法体系。在《德国民法典》中，有关人格权的条文仅寥寥数条，显然不能彰显对人的充分保护。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不仅充分彰显了人文关怀价值，而且与现代生物技术、大数据、互联网等高科技的发展相适应，还体现了未来民法的发展方向。然而，在人格权独立成编后，人格权法的研究有待加强。例如，有的教科书仍然将人格权放在总则编或者侵权责任编中阐述，并未按照《民法典》体系全面展开，对人格权法体系的构建仍不充分。为适应《民法典》专门设置人格权编的要求，在未来的民法学中，人格权编应当单独作为一个部分展开。人格权不仅是民法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也应当是民法学研究的重心所在。一方面，应当按照《民法典》关于人格权总分结构的规定，全面深化对人格权的研究，构建完整的、具有逻辑性的人格权法体系。另一方面，考虑到《民法典》已经从正面对人格权进行确权，因此不应当仅将其视为侵权法的保护对象，更应当从权利层面研究人格权问题，尤其是对各类新型人格权益而言，更应当着重研究其权益属性和内容。在德国法中，人格权主要是侵权法的保护对象，例如，一般人格权通常被认为是侵权法的附属产品，是解释《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其他权利”的产物。[ Vgl. Zech, Information als Schutzgegenstand, S. 94, 230 ff.]但在我国民法中，人格权并非仅仅通过侵权责任法的确权而得以确认，该制度也并非附属于侵权责任法而存在，而是作为保障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重要民事权益，具有自身体系和价值。此外，还应当注重人格权请求权以及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如更正、删除等请求权的行使并不以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侵权为前提，这些保护方式是互联网时代人格权的有效保护机制。第三，以《民法典》为基准构建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体系。《德国民法典》关于婚姻家庭和继承规则的规定是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而我国《民法典》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吸取经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强调本土性和实践性。例如，关于遗产酌给请求权和法定继承顺位等规定都是从我国的文化和本土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我们在研究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的内容体系时，也应当以《民法典》为基准，注重其本土性和实践性。同时，应注重《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与其他各编的密切联系，可以说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与总则编以及分则其他各编之间均具有逻辑关系，形成了完整统一的体系。[ 参见夏吟兰：《婚姻家庭编的创新和发展》，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第67-69页。]例如，依据《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可以参照适用合同编的规定。再如，婚姻家庭编虽规定了探望权，但在探望权遭受侵害时，权利人如何主张救济，婚姻家庭编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而依据《民法典》第1001条，保护人格权的相关规定可以参照适用于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产生的身份权益的保护，据此，人格权的保护规则也可以适用于探望权的保护。因此，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入典后，应采取体系观法、体系释法、体系用法的方法，准确理解并适用这些法律。第四，顺应侵权责任独立成编，构建完整的侵权责任法体系。较之《德国民法典》将侵权规则置于债法分则中的做法，我国《民法典》将侵权责任独立成编，适应了当代社会对权利救济的迫切需要，回应了风险社会的要求，体现了损害预防和损害救济并重的立法理念，同时，侵权责任编规定了多元化的归责原则，也充分体现了对受害人的全面救济。因此，较之德国债法，我国独立成编的侵权责任法更为适应实践和时代的要求。但在侵权责任独立成编后，有的教材仍然将侵权责任放在债法中阐述，这显然不符合我国《民法典》体系。我国民法学不能仅以德国债法范式观察、解释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体系，主要理由在于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德国债法主要是任意法，[ Vgl. MüKoBGB/Wagner, 8. Aufl., 2020, Vor BGB § 823 Rn. 91.]而我国侵权责任法则主要是强行法。其二，德国债法主要是救济法，[ Vgl. BeckOK BGB/Förster, 61. Ed. 1.2.2022, BGB § 823 Rn. 7.]而我国侵权责任法不仅强调对损害的救济，而且注重对损害的预防。即不仅“向后看”，还要“向前看”。其三，德国债法主要以损害赔偿为中心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Vgl. Jauernig/Teichmann, 18. Aufl., 2021, Vorbemerkungen zum BGB § 823 Rn. 1; Fuchs/Pauker/Baumgärtner, Delikts- und Schadensersatzrecht, 9. Aufl., 2017, Springer, S. 371 f.]而我国侵权责任法虽然也注重损害赔偿，但在救济方式上也采取损害赔偿、保险责任、社会救助相结合的多种救济方式，对不幸的受害人提供救济。其四，德国债法主要是以财产为内容的财产法，保护的重要对象是财产权，而我国侵权责任法不仅注重对财产的保护，更注重对人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