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的青春心态与德育价值研究

　　青年的成长既是一个与外部世界不断碰撞融合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一个在内部世界充满矛盾冲突、性格逐渐成熟的过程。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自由、松动给了青年们一个寻求自我同一性确立的大好时机。因此青年作家的创作成为“十七年文学”中一道奇异的文学景观。在文化姿态上，青年作家用青春力量干预现实、反叛现实、呼唤理想人性回归的文化意识，在创作心理上，作家敢于突破创作禁区，抒发爱情的忧郁和感伤情怀。沿着这一思路，探讨青年作家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在个人理想和社会的宏大理想或一致或相互不认同甚至冲突的状况下，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人生和创作，理清呈现于他们作品中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一阶段的文学本质。　　一、青春在反叛中追逐公平正义的理想色彩　　生活在新的民族国家中，“青年作家拥有的，更多是理想主义的朝气。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的承诺。但他们逐渐看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在新的思想形态和社会制度中发现裂痕。”①当他们纯洁的革命理想与现实中官僚的腐败、人们思想的落后发生偏差时，他们的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开始了对现实的反叛，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于是在显示青春对于生活的力量中言说着青春自我成长的焦虑，追寻着纯真的理想。　　成长在共和国的红旗下，青年作家王蒙自身的“少共”色彩、对革命的忠诚让他理所当然地认为靠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应是处于理想状态的，因而在其作品中，对于现实中的不端行为，主人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革命”逻辑和“革命”手段。《小豆儿》中的主人公小豆儿，在自己家里发现了父亲和一位叔叔的可疑行为，开始警觉并暗中调查，直至父亲和叔叔被公安局抓走他才感觉到了内心的愉快。这种带有“大义灭亲”色彩的革命行为正是其青春时代思想单纯、追求绝对崇高、建构理想自我的青春心态的自然流露。《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截取了主人公林震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时期，通过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驱使人物不断认识自我、社会和人生而走向成熟的青春历程。当林震在处理“麻袋厂问题”上同刘世吾、韩常新等人产生巨大分歧时，他对原则的坚守就表现出了青年人处理复杂社会关系时观念上的理想化和策略上的简单化。这场上下级之间面对面的冲突，不仅让林震在工作中陷入了困境，同时也使他的内心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对理想、信仰与人生的惶惑感。经过痛苦的自我反思与调整之后，他在小说结尾终于给出了令人欣慰的答案：“我要更积极，更热情，但是一定要更坚强……”布尔什维克的忠诚与知识分子觉醒了的主体意识，*终为林震注入了勇往直前、坚持到底的青春精神。青春理想永远在召唤着他的正义和良知，文章*后当区委书记周润祥单独找林震，当林震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时，我们似乎在残酷的现实中看到了青春的力量和希望。作者曾说“它也是青春小说，与《青春万岁》一脉相承。青春洋溢着欢畅和自信，也充斥着糊涂与苦恼。青春总是自以为是，有时候还咄咄逼人。青春投身政治，青春也燃烧情感。青春有斗争的勇气，青春也满是自卑和无奈。青春必然成长，成长又会面临失去青春的惆怅。文学是对青春的牵挂，对生活与记忆，对生命与往事的挽留，是对于成长的推延，至少是虚拟中的错后。是对于老化的拒绝，至少是对于生命历程的且战且进，至少要唱着青春万岁长大变老当然也变得炉火纯青。”①作为像林震一样的青年，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王蒙让现实中达不到的状态在文学的审美与想象中得到了满足。可以说与《青春万岁》中浪漫、和谐的节日气氛相比，《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所表现的青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摩擦无疑多了几分复杂与沉重。校园“少共”曾经的骄傲与自豪，在工作岗位上却变成了矛盾冲突中的焦虑与惶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