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在卡鲁索的影子下生活:吉利的自述

　　当我一来到世上，我就用大声啼哭宣告了我的诞生。嗓子，这是我那时唯一可以掌握的工具。我没有财富，也没有知识，更没有其它才能。如果不是我的声带有特殊的构造，那么至今我可能还在锯木头、缝裤子、修鞋子，就像我那一辈子都住在小镇雷卡纳迪的我的父亲一样。而我1890年3月20日正是出生在那里，当然，我会和他一样，也是个穷人。但是上帝给了我一副好嗓子，它决定了我的命运。我会唱歌，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会。我只喜欢唱歌，其它什么也不能吸引我。我应当唱：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我的生活乍看起来似乎很轻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是如此，因为我从来不知道疑惑、动摇，没想到要做什么别的事情，我也不需要重新开始做什么，不需要作选择和决定。只有一件事我会做——那就是唱歌，而我唱了。从我小时候在合唱队里唱歌的古老昏暗的教堂，到大都会歌剧院灯光灿烂的舞台，我走过了漫长岁月。有许多日子，我不得不忍辱负重，忍受贫穷和沉重的劳动来度过这些岁月。　　现在，在我回首往日时，我很高兴我早年的岁月铭刻着艰难和斗争。如果说歌唱家的生涯要求我为了即使是发出声音也必须努力，那么现在我未必会感到已达到了目的。　　我的嗓子应当说遗传自母亲，至少是她**个教会我歌唱。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在摇篮边给我唱古老的乡村摇篮曲。随着我渐渐长大，告别儿童时代，我们经常用二重唱唱摇篮曲。每天晚上睡觉前，妈妈长久地搂着我，脸贴着脸，我们一起唱。她夸奖我，鼓励我，她说我已经比她唱得好。当然我使劲地否认，而她一定会强调说，谁要想唱得好，就一定要做一个好人，善良的人，要有同情心和爱心。　　我记得有一首歌里讲道，有一个被关在寺庙里的女孩思念她那远方的爱人。歌中唱道：　　我的母亲是伯爵夫人，　　我的父亲是骑士……　　这首歌在我儿时的想象中长久地和我的父母联系在一起。我以为这就是我的母亲——伯爵夫人和我的父亲——高贵的骑士。我为我的母亲感到陶醉，在我看来她是那样完美。我这样以为是很自然的，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起初，我的父母只不过是贫穷的手工匠，后来当我7岁或者稍大一些时，他们甚至失去了仅有的一切。　　我的父亲多梅尼戈·吉利，因为他有一头火红的头发而被人们叫做红头发，他是一个鞋匠，而母亲艾斯特，是乡村教师的女儿。我是家中*小的孩子。我们家一共有6个孩子，四兄弟，两姐妹。父亲既会做新鞋也能修旧鞋。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偏远的省城，工厂生产的鞋还很少，那些需要鞋的人，大多找鞋匠买，他们在自己的小作坊里和帮工或学徒一起缝制鞋子。我父亲做的鞋既不时髦也不漂亮，住在近旁阴森豪宅的有钱人不买他的鞋。父亲的顾客基本上是农民、小商人、手工匠，是雷卡纳迪的普通人。虽然如此，父亲仍然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手艺而骄傲，他骄傲他给人们提供了优质、结实的鞋。同时，他也从来没有期望他的主顾能每年都来定做新鞋。那时人们认为，一辈子有一双鞋就足够了。事实上，常常一双鞋甚至由父亲传给儿子。当然，没有一个人会每天穿这双结实的鞋。人们通常都穿木屐，父亲也会做。　　不难猜想到，父亲的手艺不可能赚到大钱。但那时生活费用不贵，加上我们又很节俭，而我母亲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虽然她身边有6个孩子，她既能操持好家务，还能帮助父亲干活。她学会了做鞋帮，起初用手工，后来学会用缝纫机。我想她大概是雷卡纳迪**位学会用缝纫机缝皮革的人。母亲喜欢在鞋上绣上花纹，在黑色的鞋上用白线绣的花纹特别醒目。我想，这表明了母亲对艺术创作的向往。　　而我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祥和、勤劳的环境里。但是我对此记忆模糊，因为在我5岁时，我的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幸的变化。父亲辞退了大部分工人，我的兄长们不得不辍学而和父亲一起做工。如果有时晚饭要比平常差，我看得出妈妈很难受，但是，当时我当然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是机器生产竞争的牺牲品。以往总是向他定货的邻县的某些批发商破产了，父亲几乎失业了。他没有任何储蓄来帮助他度过难关，或者帮助他干别的手艺。除此以外，他是一个古板的人，崇尚传统，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机器，破坏了他和其他手工匠的生活，把普通手工制作的鞋变成只有有钱人能穿的奢侈品。　　现在想起来，我在这新的环境里却找到了自己的乐趣。我不再拽着妈妈的裙子，我也开始做点什么帮助父母，这很必要。我，一个5岁的小男孩，也不得不挣钱。我开始完成各种大人交办的事。　　比如说，父亲常常派我去找木匠帕洛师傅，去取在沉重的木屐上钉上钉子的后跟，这是父亲要卖给农民的。帕洛师傅很快就发现我会唱歌，除母亲之外，他是我的**个听众。他把我放在椅子上，椅子是这样高，我不敢往下跳，看看地板我很害怕，我请求他放下我，因为父亲还等着我快拿去后跟。但是只有我妥协唱首歌，帕洛师傅才肯放我。　　通常他都让我唱*新的流行曲，那时我知道的不少。在那里，在帕洛师傅的作坊里，在刨花、木屑和木工工具之间，我得到了我一生中*初的掌声。　　大概帕洛师傅对他周围的熟人谈起过我，因为很快一些各式各样我不认识的人都要求我唱歌。现在，当我替父亲去办事时，为了唱歌，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不论是我在弯弯曲曲的胡同里蹦蹦跳跳，或是吃力地爬坡，我总会在半路上碰到某个坐在角落里织毛衣的老太太，她已准备好糖果诱惑我。如果我和小同伴们在喷泉旁的广场上玩耍，那些整天在那儿聊天的老大爷们会把我召唤过去，我若是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为他们唱歌，他们就不放过我。不论这种干扰我的玩耍有时使我多么恼火（不论他们赏给我糖果还是铜板），但是当我感到一种奇妙的激动时，这种恼火立刻就消失了。现在，当我在记忆中搜寻过去时，还能清晰地感到这种激动。　　后来，每一次，当某一首咏叹调，一个乐句，或者是一个唱得很好的音使观众兴奋，同时也使我和他们一起高兴时，我会再次感受到这种奇妙的激动。这种激动来自于我*隐秘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种激动与其说是希望得到掌声，不如说是要求得到理解和接受。　　我们，歌唱家，常常被指责说有虚荣心。我不想争辩，在舞台上我们所发生的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可笑的故事的确是这样。但是更经常的是，我们的虚荣心只是一种痛苦的、渴望得到平静的特殊表现，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坚定不移地、令人信服地要找到和听众的交流，使我们的歌唱能触动人的心弦，为此要克服经纪人和跟班造成的一切障碍（不管怎样，歌唱家往往是弱小而无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