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

再版序言 作为一个从事战略研究的中国学者，我对大国崛起这个主题的兴趣一直强烈。《帝国定型》是这一研究过程的第二次“产出”。当时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挖掘一下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一些不易为人关注的底层逻辑，同时以一种相对简明、好读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出版后从读者朋友的反馈来看，这一目标算是勉强实现。
本以为书出了，这项工作也就自然结束。没想到了2022年，此书初版的负责人范新老师突然告诉我，说准备再版这书，命我写一篇再版序言。听到这消息，我当然高兴，但也有一丝惶恐。毕竟，这是八年前出版的老书了。须知在八年前，中美贸易战、中美技术脱钩还属于不可想象的事情，距美国方面**篇鼓吹中美脱钩的大报告面世也还有一年时间。对照之下，现在的国际环境可以说发生了“断裂式”的变化。如此，书中内容还能引起人的共鸣吗？
这个问题我自己肯定没法回答。
不过细细地捋一下这几年的国际形势，会发现在巨大的变化之下，有几点基本现实还是可以站得住脚的：
**，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但它现在仍然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也是唯一有能力对我们造成全局性影响的国家。对这样一个对手，我们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不够。
第二，中国的崛起仍然是进行式，而不是完成式。对于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借鉴仍然必要。
第三，中美关系可能进入一个危机频发期或者说高度脆弱期。从历史上看，大国崛起到一定程度，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往往趋于紧张，进入一个危机常态化的阶段。从崛起大国的角度来看，这个阶段*为关键，同时风险也*大。8月初台海发生的事情及其后续表明，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高风险阶段，有些问题上的僵局已经越来越明显，“破局思考”前所未有的紧迫。
我想，只要上面这三点能成立，那么《帝国定型》除了管窥历史之外，应该还能提供一点现实意义。不过，这些只是作者所想。新的背景下此书究竟价值如何，还得由读者去评判。 ——徐弃郁2022年于北京 文摘 19世纪末，当美国人狂热地讨论通过海外贸易扩张来解决国内的生产过剩问题，或者讨论继续向太平洋方向“西进”以克服“边疆关闭”问题时，他们脑海中都隐隐约约有一个*终目标——亚洲，更确切地说是中国。
美国当然不是**个垂涎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辽阔的幅员就极大地刺激了英国商人的想象力，在他们看来，几亿中国人只要每人买一件他们的商品，就足够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地的所有工厂运转好几年。到19世纪末，美国商人同样对神话般的中国市场充满期待，甚至用的语言也基本和以前的英国商人一样，只是把工厂的地点换成了美国：如果每个中国人买一蒲式耳（在美国约为35.238 升）美国面粉，那么美国全部的小麦都将告罄；如果每个中国人每天哪怕只买一片饼干，美国全国的工厂都要没日没夜地加班赶工。在美国商界眼中， 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能提供“无限可能的”巨大市场，1898年一份商业杂志就激动地宣称：“在中国有四亿人口， 是美国人口的五倍还多。这四亿人的需求每年都在增长， 这是多大的市场！”
从当时的贸易情况看，美国对华贸易规模并不大，但增长速度相当快。1898年美国对华出口额（不包括对香港）约1000万美元，1899年为1400万美元，只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左右。不过，从1890年到1900年这十年间，美国对华出口却实现了200%的增长，而制成品的对华出口在1895年到1900年内更是实现了400%的惊人增长。这种势头极大地影响到美国商界的对华预期。势力庞大的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就指出，对华贸易“仅仅处于初步阶段”，拥有“巨大的可能性”，美国中西部商界的主要代表——芝加哥商会更是认为中国市场将带来“以往没有任何国家遇到过的”机会。甚至连一些欧洲人也认为，美国对华贸易的快速增长表明，1890年代末的美中贸易同未来发展相比“还仅仅处在婴儿阶段”。而对棉花、煤油等行业来说，对华出口已经是巨大的既得利益。以棉花行业为例，在1887—1897年间，美国向中国的棉花出口量增加了121%，出口额增加了59%，占中国棉花进口总量的份额也从1887年的22.3%上升到1897年的33%。中国则成为美国棉花出口的*大市场，占其出口总量的50%。在出口刺激下，美国棉花产区（主要是南部各州）的棉花加工也不断扩张，棉锭数量在1889—1900年间增长了194%。到1890年代末，以棉花生产为主要经济支柱的美国南部各州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商1899 年在给国会的请愿书中就写道：“你可以马上看到对华贸易对我们的重要性：它就是一切。”
从全球贸易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就更大了。1890年后，随着美国商品潮水般地涌向海外市场， 欧洲国家越来越感受到来自美国的竞争压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1895 年就把“共同对付美国威胁”作为拉拢俄国的一张牌，1897 年又建议欧洲大陆国家联合起来“将大西洋彼岸的竞争者关在门外”。而真正体现欧洲国家紧张心理的，则是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阿格诺尔·戈武霍夫斯基（Agenor Goluchowski）1897年11月20日发表的那篇著名讲演。他认为欧洲正在经历一场“与大洋彼岸国家的毁灭性竞争”，呼吁欧洲国家“肩并肩地与这一共同的危险作斗争”。在美国国务院眼中，这篇讲演无异于一场商业战争的宣战书，而沙皇俄国则被普遍视为此事的后台和推手。在现实中，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竞争也在升级。美国1897 年通过的《丁格雷关税法》从自由贸易角度来看是一次倒退，其在调高关税的同时还部分恢复了1890 年的互惠条款，使欧洲在对美贸易方面处于不利。当时的德国财政国务秘书（类似于财政部长）就将该法形容为“在鲤鱼池里放入了一条狗鱼”。而在欧洲方面，一些国家则考虑对其广大殖民地进行某种关税保护，以便为宗主国的商品创造*优惠的条件。即使像“自由贸易”*主要的支持者——英国也不乏这种想法。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就对在英帝国内部实现共同关税非常热心，并提出如果短时间内建立共同关税不太现实，那么殖民地也应该在关税方面对宗主国更加优惠一些。面对这种情况，美国的压力也不小。因为英国一旦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实行差别关税政策，那么美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将受到很大挤压，这样一来真正有价值的海外市场就只剩下两个——拉美与中国。而在拉美市场，美国所占份额已经达到相当程度，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已经不大。相比之下，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无疑更有价值，中国便成了美国赢得国际贸易竞争的关键战场。美国《商贸杂志》的一句话代表了1890年代末美国商界的普遍观点：“争夺世界贸易霸权的斗争是在东亚而不是南美进行的。”
关于如何赢得这场“斗争”，美国人也有一条比较明确的思路，那就是要求列强在中国进行开放式的、“机会均等”的商业竞争。可以说，从1844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望厦条约》开始，美国就一直是这么做的。对美国来说，其志向绝不仅仅是在中国攫取一两片“租界”或势力范围，它瞄准的是整个中国市场。而通过强调列强在中国的门户开放，美国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生产能力方面的优势， 同时回避地理相距遥远这一劣势，*终实现在华利益*大化。所以，与部分欧洲列强着眼于在华攫取势力范围和“租界”相比，这种“门户开放”政策背后的逻辑要强悍得多，甚至可以说只有*强悍、*有实力的国家才会作出这种选择。美国商界*有影响的杂志之一《银行家杂志》的文章就很能说明问题：“不通过战争和军事扩张，能提供*便宜、*好商品的国家就能占有*大*好的市场……如果中国能向全世界开放贸易……美国和英国就不用怕任何竞争者。但俄国、德国和法国在英美商品面前就或多或少地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它们根本不会接受这种哲学观念。”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下半期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并不是*有实力的国家，“门户开放”政策也不是美国的发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势力大举入侵中国并攫取了香港等地，同时在商贸活动方面强调列强之间“不歧视”“机会均等”等自由贸易原则，事实上推行的就是“门户开放”政策。当时，英国在华商业利益是列强中*大的，其投资占外国在华投资的三分之一，贸易则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二，而且英国的商船承担了中国外贸船运的85%。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实际上是追随了英国的政策，其“门户开放”属于一种“搭便车”行为。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才有条件长时间地推行一种被形容为“自由放任”的对华商业政策，即任由传教士、商人和冒险家在华开展活动，政府则既不干预，也不推动。1887年美国国务院还专门发表训令，规定美国外交官支持在华商业的任何行动必须事先报请国务院批准。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美国财团急于在清政府对日赔款的外国贷款中分一杯羹，但苦于竞争不过法俄财团，希望美国政府能提供外交支持。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对此很积极，但其请求被国务院驳回，克利夫兰总统亲自授意的一封电报明确指示：“不允许用任何方式运用你的外交影响来支持（竞争）贷款……你的行为将仅限于正式阐述有关利益各方的要求，如果你认为这种行为是合适的话。”在田贝再三请求后，国务院干脆重申了1887年训令，命令他“放弃运用外交影响来帮助美国金融或商贸企业。这种事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做，而且必须事先将所有事实和理由报告国务院”。
不过，随着列强在华竞争升级，美国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也在迅速改变。就在美国财团竞争清政府对日赔款的第二批贷款失败后，一些拥有在华商业利益的美国企业和财团加强了对政府的游说力度。美国政府也对欧洲列强，特别是俄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1896 年夏李鸿章的访美为美国政策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推力。此次访问比较有戏剧性，因为李鸿章一开始的计划是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顺访欧洲，访美属于临时决定的“过境顺访”。而在访美期间， 双方也因为文化差异和误解而闹出一系列小笑话，给了后人不少演绎的空间。但是，这些并不能抵消这次访问的影响。首先，李鸿章的来访刺激了美国政府对华事务的关注。一开始，总统克利夫兰和国务卿奥尔尼对李鸿章的来访持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两人甚至讨论是应该“放一串爆竹” 还是“摆一次下午茶”来欢迎李鸿章。结果一批商界人士和政府内部像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等几个“中国通” 急忙向总统施加影响，高度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克利夫兰和奥尔尼很快被说服并调整接待计划，*后美国政府以非常高的规格精心接待了李鸿章的“非正式来访”。其次， 李鸿章在访美期间表示欢迎美国企业前往中国，而在他回国后，伯利恒钢铁公司、鲍德温火车机车公司等美国大公司都在华顺利拿到合同。无论是否属于巧合，这些都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商界和政府对中国市场的预期。这样，在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896年下半年起，美国就开始改变对华政策中的“自由放任”路线。当时美国的“华美合兴公司”竞争卢汉铁路的修筑权受挫，国务卿奥尔尼给驻华公使田贝的指令就变成“用一切适当的手段”给予支持，与前一年的指令形成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他在此后的电报中还指示田贝“对所有以往的训令不用太拘泥于字面含义”，同时还要求其及时告知国务院美国在华商贸活动的详细情况，这实际上就撤销了1887年的国务院训令。美国的政策由此从“自由放任”向“积极推动”的方向转变。
麦金莱政府上台后基本延续了“积极推动”的做法。不过此时美国政府的注意力被古巴问题吸引，暂时无暇他顾，在支持在华商业利益的问题上也重归保守。国务卿约翰·谢尔曼一上任就驳回了田贝关于进一步支持在华商务活动的请求，并警告其应保持谨慎。但这种政策的回调毕竟是短暂的，在华利益上升和列强加紧瓜分中国这两个趋势决定了美国政策演变的基本方向。美西战争结束后，获得了菲律宾这一“跳板”的美国更有资本，也更有信心来参与列强在华竞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