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会通

"要弄清楚庄子是谁，就要解开三个“庄子疑案”，这是返本还原研究的支撑点： **，庄子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是贵族教育，学在官府，典籍也为官府守藏，民间无有。庄子写书在知识上是无所不窥，他认为“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推重“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而且中国*重要经典的“六经”，*早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天下篇》又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说明《庄子》对这个经典系统是熟悉的。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与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同时出土的《六德》也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此墓属于战国中期，可见在庄子时代楚人已知“六经”。不过，这是当时楚太子属官的墓，在经籍存于官府的时代，庄子的知识来源就是一个大问题。庄子作为宋国蒙地一个穷得借粟下锅的“涸辙之鲋”般的穷人，从何处获得属于贵族特权的教育资源呢？人们常说，孔子一个大的贡献，就是把官学变成私学，有教无类，但是孔门再传弟子并没有招收庄子为徒，孔门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却没有人写出一部《庄子》这样妙不可言的书。 第二，庄子具备什么资格去跟那些王侯将相对话？比如去见魏王，穿得破破烂烂，魏王问他：“何先生之惫邪？”他却回答得非常傲慢无礼：“贫也，非惫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魏王居然没有发怒，没有令人挡驾，或将他赶跑、拘留，似乎是乖乖地听着他高谈阔论。他有何种身份、资格，做到这一点？ 第三，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聘任庄子做官，不仅《史记》有记载，《庄子》书也有两次记载，一在《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一在《列御寇篇》：“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这二则记载，与《史记》所记“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可资相互参照，底子相似，措辞相异。史书注重年代，强调是“楚威王”聘请；《庄子》记载则在职位上留有分寸，不说“许以为相”，只说“愿以境内矣”。然而楚国那时是一流大国，楚威王被称为楚国的中兴之主，其时楚国的疆域达到了*大规模，囊括了长江中下游以及支流众多的淮河流域。苏秦曾对楚威王说：“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以景翠为楚师元帅，歼灭越师主力，尽取越人所占吴地。越人从此离散，成为楚国的附庸。*终，越国在楚怀王时彻底灭亡。那么，区区一个宋国的漆园吏，不见有何政绩，写的文章也没有安邦定国的效能，楚王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请你当大官呢？而庄子还偏偏不愿意去，说自己不愿当牺牲的牛，似乎这邀请还不能排除杀身之祸的潜在危险，宁愿当在河沟里拖着尾巴打滚的乌龟。那两个使者居然也心照不宣地说“还是当乌龟吧”，并无强迫他赴楚的意思，这里又蕴含着何种政治文化密码？ 可能有人会说，庄子寓言都是编出来的，不足取信。但事关个人身世生涯，编撰寓言也要有底线，这是起码的常识，没有底线就是骗子。信口雌黄，那只算是低级的招摇撞骗；要是凭着一点儿底子或影子，添油加醋，“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托意于荒唐谬悠之说，以玩世滑稽，瑰丽纵横，甚至自我标榜一番，这倒不失人之常情。指认身世寓言有底线，是对庄子人格尊重的体现。否认身世寓言的底线，就会滑向虚无主义。 关键在于对庄氏家族的姓氏来源，建立一个完整可靠的证据链。这条证据链的依据，是先秦的姓氏制度。*明确地记述庄氏来源的文献，是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它所依据的就是先秦姓氏制度，由姓氏制度推衍到具体的姓氏，其中说：“生有爵，死有谥，贵者之事也，氏乃贵称，故谥亦可以为氏。庄氏出于楚庄王，僖氏出于鲁僖公。康氏者，卫康叔之后也。宣氏者，鲁宣伯之后也。”其后又具体解释：“庄氏：芈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楚有大儒曰庄周，六国时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号《庄子》。齐有庄贾，周有庄辛。”郑樵特别标示，庄氏是楚庄王的后代，也就是说，楚庄王的直系子孙是楚国的国王，旁系或者庶出的子孙，到了孙子这代，就可以用祖宗的谥号作自己的姓氏。郑樵，是12世纪福建莆田人。年轻时就在家乡的夹漈山搭建草堂，闭门苦读三十年，谢绝人事。接着出外访书十年，遇藏书家必借住，读尽乃去。自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