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巴黎

恋在欧洲
有一种氛围总是萦绕在周恩来身旁，让他感受不到贫困的可悲。这种氛围或许是他待人的温情，或许是他坚毅的领导风范，又或许是他的人格魅力。
然而，周恩来的性情在一部分人看来却多少有些“小资”情调。尤其是再把周恩来在欧洲的留学生活联系在一起，有些故事里便出现了过分强调这种所谓“小资”情调的倾向。故事之一与周恩来的形象有关。据这个故事讲，周恩来喜欢照相，还把照片制成明信片，分送给家乡的父老兄弟，寄给了在日本留学时帮助过他的一位韩姓朋友。
周恩来称得上一表人才，明信片寄出的地点又是魅力 四溅的花都巴黎，加之明信片上巴黎的良辰美景，于是， 一些人借题发挥，把这件事用作证据，来证明巴黎的繁华让周恩来经常沉醉在小资产阶级的梦幻之中。
这件事散见于各种书籍里，我寻其根源，结果在一本书里找到了。这本书就是何长工的《勤工俭学生活回忆》。何长工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担任过重工业部的一把手，他绝对不是那种故意抹黑周恩来的人，所以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不可能有夸张或歪曲的企图。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旧话重提，把党员出身与思想问题联系起来，歪曲这个故事的原意，上纲上线，到处宣扬。
周恩来把自己的照片制作成明信片寄给了家乡的亲戚朋友。这段往事如果心平气和地分析，它所要表现的无非是周恩来的思乡情绪。一个远在欧洲、独自生活的东方青年，没有沉溺于欧洲的梦想和诱惑之中，用这么个小游戏既哄自己开心，又把自己的心和养育自己的故乡紧紧拴在一起。
周恩来的心既没有让花都巴黎的生活搅起“小资”波澜，更没有让“小资”情绪泛滥成灾。他的心灵并没有重蹈许多东方青年的覆辙。在巴黎，周恩来离开了亲朋，离开了老师，离开了老乡们。他主动接近勤工俭学旗帜下艰苦奋斗的学生，与那些和学生一起干活的当地工友打成一片，而且还密切关注横在贫富差别背后的阶级、政治和经济问题。
周恩来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面对那些让感情 丰富的青年*容易陷入的社会圈套，周恩来无动于衷。是 什么力量唤醒了周恩来的阶级意识，让他下定决心为共产 主义使命贡献力量的呢？反过来说，答案之一就是因为他身上没有所谓的“小资”情调。纵观周恩来的人生道路，解读发生在那张照片里的故事，此时此刻，不必纠结于周恩来的“小资情调”，我们难道不应该把照片里的故事作为证据，永远记住周恩来为什么没有掉进欧洲的大染缸里， 又是如何为祖国献身的吗？
说到这里，欧洲的另一种诱惑又理所当然地冒了出来。这就是女性问题。
说起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期间与女性的关系，不免让一些好事者扫兴了。首先必须提到一位女性，她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周恩来的老乡——邓颖超。
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通信，而且似乎是半公开的。因为上文提到的何长工，还有周恩来在柏林逗留期间来旅馆看他的那位同事，似乎都知道他们两人互相写信的事。
但是，我之所以说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书信往来是半公开的，反过来说，至少可以说明他们俩当初还没有坠入情网。书信往来、时光流逝、遥远的距离，反而让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深。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刚到法国的时候，邓颖超才十六岁，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走上学校的讲台。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正在努力让自己适应巴黎的生活。换句话说，周 恩来在欧洲步入了新的征途，此时此刻的邓颖超也在中国 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自强不息的青年志向，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履行自己使命的思想觉悟，把天各一方的两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看过当时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信，给人印象*深的是他们对革命思想的认识。例如，周恩来在写给邓颖超的名为《德法问题与革命》报告中说：“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读这份报告，足以让人感受到周恩来特有的那份炽热情感，他将自己的经验教训毫无保留地告诉给挚友邓颖超，从而觅得自己的知音。还是在这一时期，同样是写给邓颖超的信，周恩来讲述了投身长沙大罢工后壮烈牺牲的黄爱。这封信还表现了周恩来微妙的心态 ，他一方面对意志坚定、宁肯放弃生命也不辱使命的朋友表示惋惜，一方面请远在家乡的朋友邓颖超为他分忧解愁，想以这封信来麻醉自己，同时又激励自己奋发图强。恋爱离不开孤独，更需要共识。周恩来在巴黎开始了新的生活，伴之而来的孤独，还有对革命思想的共识，为他们两人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对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此期间的恋爱经过一知半解的人，往往听风就是雨，从而造成的误解十分荒唐可笑，甚至还冒出过这么一种说法。周恩来之所以在欧洲期间没有打过其他女人的主意，是因为恋人邓颖超爱吃醋，周恩来怕她嫉妒。这种说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误解。周恩来离开中国到法国留学的时候，他和邓颖超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海誓山盟的地步。另外，当时邓颖超所在的党组织非常活跃，她根本没有时间沉湎于恋爱。
……然而，这些流言蜚语毕竟不值得一提。
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在欧洲留下任何浪漫的痕迹，只能缘于他把青春的热情与浪漫都献给了政治运动和革命事业。青年周恩来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革命事业，而且是毫无保留的。革命需要这些充满浪漫激情的青年。
……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和文学把梦的面纱披在了现实 的身上，让现实变得更加可悲或者更加美丽。周恩来的用 心是通过政治的力量让现实更加逼真。如果说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富有一定的诗意，那么，周恩来的为人则非常务实。周恩来没有把自己的浪漫之梦留在欧洲，反而把革命理想 从欧洲带回到中国。周恩来的使命也是周恩来的梦想。 邂逅邓小平
距巴黎百余公里的南部地区，有一座风景秀美的小城——蒙达尔纪。运河环绕小城静静地流向罗瓦尔河。除了普拉斯林这个品牌的酒心巧克力，这里几乎没有值得一买的土特产。小城的正中央是一座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教堂，墙上五光十色的彩绘玻璃非常惹眼。在人们早已熟悉的描绘基督生平的许多画作中，只有一幅常让造访者突然停下脚步：一位来自南蛮的传教士，面对一群身裹简陋和服的村民渔夫，正在耐心说教。作品上画的显然是耶稣会传教士在日本传教的场面。
看来，能够把这座偏僻的法国小城与东洋联系到一起的，也只有这座镶有彩绘玻璃窗的教堂了。城北的山丘上有一所学校，从学校右侧穿过，驱车不到十分钟，便可以看到右边的河床和稀稀落落的工厂。其中有一家较新的是橡胶厂，厂房上写着 HUTCHINSON（哈金森橡胶厂）几个大大的字母。这座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工厂，正是日后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几位伟人曾经劳动过的地方，邓小平便是其中的一位。而在山丘上的那所职业学校，也同样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辉煌足迹的几位伟人曾经学习过的地方，蔡和森便是其中的一位。
邓小平于 1920 年 10 月赴法勤工俭学，而周恩来晚他两个月来到欧洲。当时年仅十六岁的邓小平，在到达巴黎后的**年里，一边在铁工厂做工，一边在高中学习法语。从 1922 年 2 月开始，邓小平又到蒙达尔纪的工厂断断续续工作了一年半。 邓小平直到晚年也没有忘记年轻时学过的一些手艺，这位父亲的几个娴熟动作，让女儿赞不绝口。于是，几乎在同期留学法国的周恩来和邓小平，邂逅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从此，共同的命运让他们并肩出现在中国现代史上。
……
如此说来，促使周恩来和邓小平密切往来的直接机会，应该是共产党青年团机关报《赤光》的编辑工作。《赤光》是在周恩来和任卓宣领导下发行的杂志，任卓宣来自四川， 与四川省的学生们联系密切，因为有了这层关系，请同为 四川老乡的邓小平协助编辑印刷等工作也很正常。
说到四川籍学生，这里还有个传说——邓小平从中国 乘船抵达马赛港的时候，他把同船的九十名四川籍同学按 十人一组，编成了九组，行李也按组分开。在他的组织下，大家顺利通关。（有人认为，这件事源于李璜的回忆录， 但其中的相关陈述并不准确，比如抵达马赛港的具体日期、中国学生具体人数，以至于邓小平组织大家通关的真实性 也值得怀疑。）
蒙达尔纪，让中国革命的两位伟大领袖——周恩来与邓小平走到了一起，尽管它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间接的。这座小城也和毛泽东间接有关，因为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那封历史上有名的信，就是从蒙达尔纪寄出去的。蔡和森的这封信让毛泽东强烈意识到成立共产党的必要性。在那封信里，蔡和森向毛泽东提出了如下建议：
“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当时在湖南省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的毛泽东，在蔡和森这封信的激励下决意着手建党，*先采取的具体行动是在湖南省的几座城市里开办书店，出售马克思主义读物，发动和组织群众。
蒙达尔纪小城对中国现代史产生的影响尽管是间接的，却是如此这般的巨大！ “欧洲先生” 一个人如果只是超越了个人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 国家主义，还不足以说明他已经走上了革命道路。革命家 既是领袖，又是身体力行的政治家，还必须具备强烈的使 命感与燃烧的激情。周恩来当初决定留学欧洲时就已经怀 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满腔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周恩来正是 在这种使命感与热情的驱使下来到法国的。而周恩来原本 不过是天津的学生运动领袖，当他踏上欧洲大地，开始领 导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中国人——包括工人以及其他各种出 身的勤工俭学学生时，作为“领导人”的自觉性有了进一 步的提高。“寻常战争，不能无先锋；阶级战争又怎能缺了先锋？”在周恩来主编的《少年》杂志上发表了这样的言论，这意味着他内心的那种身为领袖的使命感也在增强。
周恩来的使命感随着他在旅法中国留学生中的声望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而战友们的相继牺牲更加激发了他的强烈使命感。一位名叫“念强”的勤工俭学留学生与周恩来同为南开学校的学生，1921 年6月在巴黎的宿舍里做饭时被酒精烧死了，觉悟社的社友黄爱在长沙领导罢工时惨遭军阀杀害，这都给他内心带来不小的打击。耳闻目睹这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流血牺牲，更加坚定了周恩来走向革命道路的决心。特别是在身处异乡独自生活的心理压力下，他的心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周恩来在题为“生死离别”的诗中抒发了自己对超越生死的感悟。
这种感悟也可以说成是身为领袖的觉悟，即便是周恩来这样的伟人，也不是仅凭自学就可以培养出来的。李富春、聂荣臻曾在法共机关报主办的夜校里学习，并在那里与法国共产党党员及法国工人交流知识与经验，这些活动都有助于培养并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和阶级觉悟 ，周恩来也是如此。他与许多法国人士相互交流，一起参加运 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他自觉发挥共产党 员的先锋作用以及思想觉悟的提高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来看，欧洲对于周恩来来说的确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先生”。
这里有一个与这位“欧洲先生”相关的问题必须提出 来。通常，人们对于为师者都怀有尊敬或仰慕之情，但也 会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周恩来等一大批心怀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青年，他们越是学习西欧先进的革命思想，对侵略中国的西方殖民主义及其背后的无知与自私就越发抵触。那么，他们对“欧洲先生”的抵触情绪究竟是以什么形式发泄出来的呢？如果没有明显的发泄，那又是因为 什么呢？
例如明治时期留学德国的森鸥外，他对“欧洲先生”的抵触情绪经常表现为他对基督教传教士的说教敢怒不敢言。游学法国的永井荷风却有另一种发泄方式，一次，他在巴黎地铁售票处要买一张去蒙马尔特的车票，售票员告 诉他没有蒙马尔特这一站，要他在克里西站下车，这让他大为恼火：“这点常识我还是知道的，不要小瞧人！”
……
类似的抵触针对的是这位“欧洲先生”道貌岸然的说教。说是抵触，其实也只不过是程度*轻的那种，但是，如果反过来说，这些来自东方的游子平时总是把自己对西方的抵触憋在心里，就终归会在某个瞬间突然爆发。
不可思议的是，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赵世炎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干部的这些人，从他们的回忆录或者事迹里，却几乎看不出他们对西欧国家怀有抵触情绪。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之一是，当时还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际共产主义思潮、口蜜腹剑的帝国主义论调，正在欧洲广泛传播。把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和西欧国家的殖民主义视为帝国主义的毒害，单纯凭借民族主义的富国强兵政策，则不足以对 抗帝国主义，只能依靠国际合作开展阶级斗争，这些主张 越是深入人心，源自民族大义或者国家主义观点的反西方 思想越是站不住脚，抵触情绪势必烟消云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当时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西方是局限于某种意义上的“先生”和“同志”，也是认清帝国主义的反面教员。于是，他们在心理上对西方这位 老师的抵触已经被这位反面教员的作用抵消了。
事实上，周恩来所在的那个年代的欧洲，从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到国家主义，诸多的思想潮流在这里汇聚成一个旋涡，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也是共产主义不可缺席的反面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