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里走,安顿自己

《往里走，安顿自己》（第二十节，有删减） 我向来不喜欢诉苦，不过现在不是诉苦，我是将自己所经历的时代解释给大家听。我的困难从出生就开始了，我是生为残疾，长于忧患，后来背井离乡，现在病残到这个地步，基本上已经是瘫痪之人。我依靠着我的病床和病床上的那些设备，包括电动的吊兜——可以把我从床上吊到椅子上，再从椅子上吊到床上。椅子是个电动轮椅，让我可以自由移动。医院替我在家里布置这个病房，每个礼拜会派医护人员来了解我的情况。所以我是一个待走之人，待走以前，他们想要照顾好我。 从开头讲起。我是双胞胎之一，还是早产儿，生产的时候先母又生了一场病，由于双胞胎的养分为两个人共有，养料完全不够。我处在比较下面的位置，所以我是哥哥。在下面位置的胎儿只能吸收上面胎儿用剩的养料，于是我的肌肉就没有足够的营养。在该发展肌肉时，我的肌肉没有成长的机会。这使我在六个多月大的时候就提前出生了，我的关节和骨头被肌肉绊住不能成长，但成长过程中养料转换成骨质，所以机能都在，扭曲的骨头长得非常结实，只是位置不对。扭曲的骨质在脊椎里不断增长，就会压迫神经。所以我是高度残疾之人，出生时能活下来就已经不容易了。幸亏当时教会医生知道用现代的医学知识，把我放在育婴箱抚育。医生告诉我，七八岁以前不会动刀，七八岁以后想办法开刀。七八岁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逃命都来不及，还开刀吗？所以从那时开始一直拖，在二十八岁的时候才开了五次刀，把两只脚矫正过来，可也不过是矫正到可以走路而已。那时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学位，前两个学期上课，第三个学期开刀。那段日子并不好过，可我熬过来了。九年前，我又开了两次刀，把脊椎骨重新整顿。到了现在，我的脊椎骨再一次不听话了，这次的结果是几乎瘫痪——我不能站了。 我在残疾之中过了一辈子，说不幸也不幸，说幸运也幸运。幸运的是在厦门传教士基督医院出生，他们用当时先进的知识和医术，让我活着，我的一条命没丢掉。更幸运的是，父母并没有因为我残疾而不疼我，我们弟兄两个，父母都当宝贝一样爱着。我的兄弟姐妹对我很爱护，我的双胞胎弟弟等于是我的手脚，是我的眼睛。他出去跑一圈回来告诉我，那边树上有麻雀在吃小虫子。外面小孩子在吵，他就跑过来说：“外面好热闹，我们出去看看。”他就抱我出去，我们一起看看热闹，诸如此类。再到后来，他上学，我不上学，他放学回来就告诉我，他在学校看了什么、学了什么。 这都是我一辈子感激的事情，但我必须自立，要慢慢学着怎么样才能不被抱、不被喂，学习自己吃饭、自己挪动。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工具，我坐在小竹凳上，自己往前拉，半寸半寸地挪。再后来慢慢就学习站起来，每一道关口挣扎过去。母亲含着眼泪，静静地在旁边看；兄弟姐妹尽他们的力量帮忙。可我不要帮忙，自己挣扎着来。母亲看到我学着站起来的时候，在旁边真是提心吊胆，随时准备扶。但是她忍住不扶，让我挣扎过去。 到后来我长大以后，同学和朋友对我很爱护，没有人欺负我，都在帮助我，这也是我的幸运。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特殊照顾。我没有读过初中，刚开始就读高一。高一的时候我有很多科目落后，因为这些初中的科目在家里是无法自修的。而我的学校辅仁中学给我优待，让我先试读，通过试读考试后再正式入学。我头一次月考就通过了试读考试。在辅仁中学，一路读上来同学们都很爱护我，愿意帮我的忙。特别是有个小班，后几名的同学跟我一样，放学以后再学习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由功课好的同学辅导，温习当天的功课，弥补我的不足。大家互相帮忙，一起温习，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氛围，每个人都把自己学到的、理解的知识输送给别人。我相信我那个班是辅仁中学相处和谐的一个班，也是后来进入学术界人数较多的一个班。 这些都是我的幸运。后来我到大学，到研究所，帮助我的人无处不在。在芝加哥，医院免费替我开刀，一分钱不收。这一辈子，我虽然残缺，但是得到了特别多的恩惠和保护，也感受到了特别多的温暖。这使我能够撑到今天，所以我感恩，我不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