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与国运

鲧禹导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根据考古学者的深入考察，*早孕育文明的往往并非大江大河的主体河道，而是汇人其中的某一支流。渭水，恰是这一理论的*佳示例。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即认为，“黄河从高原一路向平原流去时，接纳了渭河这条‘清澈的’支流，后者在周围高原的环抱下形成了一个很深的谷地，这个谷地就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如果说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那么黄河*大的支流渭水就是华夏文明的产房；如果说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成长与发展的核心地区，那么渭水流域就是华夏文明生发与勃兴的策源地。从渭水流域肇始的人文之光，逐渐沿着黄河扩散到整个北方中原。正因如此，渭水自古便备受重视。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四十卷，记载大小河流一千两百五十二条，其中渭水就占了三卷，仅次于占五卷的黄河，与同样占三卷的长江并列第二。渭水即渭河，主要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流经甘肃天水，陕西宝鸡、咸阳、西安、渭南等地，全长八百十八千米，流域面积十三万四千平方千米左右。渭水边的文明曙光早在上古时期，渭水流域就已经是华夏先民活动的主要地区。据《山海经》《列子》所载，夸父“与日逐走”，连续数日不眠不休，终于接近太阳。长途跋涉的他一口气喝光了渭水和黄河的水，仍不解渴，欲到北方大湖中继续畅饮，结果还没等走到大湖就渴死在路上。临死前他将手杖插在地上，用血肉之身将其滋润，培育成一片树林，是为“邓林”。夸父追日寄托了华夏先民探索未知的信念和为理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意志，这一精神深刻灌注进了华夏民族的性格中。考古学者在渭水流域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印证了华夏先民在这一地区的足迹。早在115万一70万年前，蓝田（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猿人就在渭水流域以艰苦的劳动改造自然和自身。20万年前，大荔（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古人在采集、狩猎中积累、提高他们的劳动经验和生活技能，进一步扩大在渭水流域的活动范围。大约5万年前，新人阔步登上渭水流域的历史舞台，靠着渭水的滋养，氏族公社逐步形成，人们团结在氏族中，共同劳动，抵御自然风险。距今8000年左右，渭水之滨老官台文化（又称大地湾文化，主要遗址有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老官台遗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大地湾遗址等）中的先民开始种植粟类作物，磨制石器，捏制红陶，驯化家畜。距今7000年左右，仰韶文化以渭水流域关中地区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半坡遗址（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泸河东岸半坡村一带）、姜寨遗址（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人民北路一带）、杨官寨遗址（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姬家乡杨官寨村，地处渭水与泾水交汇处西北四千米处）、案板遗址（陕西省扶风县城关镇案板村南、漳河流域北岸一带）等地的先民建造聚居村落，以刀耕火种的形式进行原始的规模化农业生产，逐步成群饲养牛、猪、狗、鸡等家畜，同时烧制彩陶，冶炼金属，铸造铜器，使用弓箭，编织麻布，制作陶埙等原始吹奏器。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黄帝、炎帝开始在渭水两岸创造他们的功业。史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古善水即渭水中上游的一条支流，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内；古姬水的具体位置虽有今陕西武功和河南新郑两说，但根据很多学者的考证，其更可能同样是渭水的支流之一。甚至有学者提出，“姜水、姬水无论如何讨论，都在渭水流域”。正是依偎着渭水，一衣带水的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互相学习、彼此交往，*终融合成血浓于水、不可分割的华夏族，发展出农耕文化和衣冠文明，兴文字、设官职、推历法、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还开辟市场，发展商业、交易所需，推动华夏早期文明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代。这种统一起来的整体性力量，在后来的大洪水时代经受住了严峻考验。P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