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

　　地点问题和解释范围的问题则是另一回事。即使我们接受每一种解释本身，仍然可以看出我们的每一种解释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部分。“阿基米德”解释及其“亚里士多德”对应都把伽利略视为文艺复兴思想中某个传统的顶点。两者都只讨论了意大利，而没有就科学革命的其他中心发表任何意见。而“怀疑论”解释虽然能被扩展到整个欧洲，但主要是关于法国，以伽桑狄、梅森和笛卡儿为关注焦点。“赫尔墨斯主义”解释虽然特别提到了开普勒、梅森、笛卡儿和培根，但显然把伽利略完全排除在外。只有“哥白尼”解释涵盖了科学革命的整个地理范围，因为为了应对哥白尼假说所面临的反驳，欧洲各地的开拓者们不得不对长期存在的科学观念重新概念化。然而，“哥白尼”解释虽然涵盖了天文学和数学物理学领域的革命，但却丝毫没有谈及培根科学的出现。而如果把解释范围局限于培根科学，则在数学领域非常不管用的“赫尔墨斯主义”解释却显得*有力量。面对着这些明显困难，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即这些困难是否是寻求科学革命的原因这个原初问题所固有的？它们能否被克服？如何克服？　　在为我们的困境寻求出路之前，让我们进一步加剧它。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提出了从各种解释中产生的问题，却未质疑那些解释本身的有效性。但其作者希望解释的是什么呢？这里我们碰到了*后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大的问题。让我们思考一下，在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恢复古代传统的努力所带来的结果时，关于希腊人为何没能产生科学革命的各种解释可能为这种评价提供些什么。　　这种努力的主要结果是，西欧科学的整体状态所达到的水平大致与希腊人离开时的（以及穆斯林世界在数个世纪以前重新恢复的）科学水平相当。从这里出发，原则上可能有三种结果。一种可能性是，希腊著作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在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先是在希腊化世界，那时科学处于创造性阶段的末期，然后是在整个拜占庭时期。另一种可能性是，希腊遗产得到丰富和扩展。这也发生了两次：一次是希腊遗产在穆斯林世界，一次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后一种可能性是，这些扩展能够开创一种新科学：科学革命的科学。正如我们都知道的，这只发生了一次。因此，我们真正的问题在这里——正是在这个特殊背景下，寻找现代早期科学从文艺复兴思想中产生的原因才获得了全部意义。　　由刚才这些思考可以看出，要想解释科学革命从文艺复兴时期方方面面的思想中获得了哪些东西，不能仅仅是堆砌来自某种文艺复兴思潮的材料，寻求与17世纪科学先驱思想中某些要素的关联，而是必须寻求传统中的那些典型转变，它们仿佛是一些关键结点和真正富有创造性的步骤，共同构成了现代早期科学的开端。例如，罗斯指出阿波罗尼奥斯的圆锥曲线著作的先行刊印对于开普勒不可或缺是一回事，但进而解释开普勒为何能用阿波罗尼奥斯的椭圆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目的服务则是另一回事。①同样，问题并不在于表明伽利略在一种阿基米德传统中工作，并且熟悉亚里士多德方法论的改进，也不在于揭示开普勒痴迷于毕达哥拉斯的思想，或者笛卡儿、梅森和伽桑狄关注怀疑论。问题并不在于解释这些人如何使用希腊遗产（无论这个主题本身如何有趣），而在于他们如何成功超越了希腊遗产。　　如果再次回顾我们所列出的解释清单，现在关注它们是否有能力应对这一特殊挑战，那么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库恩已经解释了为什么哥白尼的变革几乎不可能紧随托勒密发生，而是需要等待几个世纪，直到托勒密对行星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弱点变得明显起来。他还表明，通过努力应对那些似乎无可逃避的反驳，在哥白尼那里有限的变革仍然可以成为现代早期科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样，耶茨解释了布鲁诺等人对赫尔墨斯主义遗产的行动主义转变如何促进了探索性科学实验的产生。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果，我们做出*终总结之后应当铭记它们。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其余的解释在这方面没有取得重大成果。②在亚里士多德主义方法论那里，我们似乎很难发现它如何可能对伽利略的创造性步骤贡献甚多——考虑到迈尔和格兰特所概述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中那些无益的思维习惯，这种贡献就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