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的颠覆性变革

全球经济的复杂系统属性 经济学研究中, 通常将经济体视作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 某一层次上的变革将会改变另一层次上变革的路径选择。 在复杂理论中, 即便个体自行罗织或主动嵌入某种网络, 它也需要根据新的规则以及相邻主体的预期反应不断进行自我调整, 从而形成新的行为特征。 这类持续进行的主体适应发生在网络系统的各个层面。 早在 1974 年,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 Friedrich Hayek) 就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提到, 在如此起伏不定的环境中, 研究的挑战在于将经济体理解为一种 “ 复杂的建构”。 虽然 “ 复杂系统” 这一术语在当时尚未定型, 但哈耶克敏锐地洞见了复杂性结构的本质, 指出其特征 “ 不仅取决于单个组成元素的属性及其行为的相对频率, 还取决于各个元素之间的互联形态”。 论及传统社会的改变, 为什么一种网络结构比另一种网络结构呈现出更大的自由度? 根本性的变革, 例如革命, 如何相对迅速地引发社会组织的多个层次同步响应? 复杂理论告诉我们, 个体通过发挥自组织的适应力进入互联互动的网络, 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自然界中的自组织现象比比皆是, 例如鸟群和鱼群的编队, 蜂巢和水晶的构造, 其行为模式*终均取决于主体层面的自组织及其在系统层面所创建的结构之间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制度与均衡 创始于 19 世纪的一般均衡理论在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 并在 20 世纪达到了鼎盛。 理论家们将不同主体间的决策问题以及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演变问题搁置一旁, 也无意问津协同创新、 集体行动、 信息回路和长周期的经济变迁等宏大课题。 于是乎, 以研究这些课题为己任的政治经济学家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均衡理论普遍将变化中的宏观环境假定为常量, 集中关注诸如就业、消费、 分配、 生产和价格等资源配置问题。 然而, 那些在微观层面上和短期之内用于资源配置的工具和数据, 并不适合描述一个经济体结构的形成过程。 基于实证研究与学术直觉, 部分学者勇挑承前启后的重担, 继续关注那些能将不可逆转的过去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起来的重大变革, 但其研究成果尚难进入经济学的主流。 政治经济学始终关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问题, 故而能够在社会科学领域坚守自己的一席之地。 但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对经济史的研究却一步步堕入机械化和简单化的窠臼, 多数学者仅探究那些可以用术语和模型来解决的问题。 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 ( John Maynard Keynes) 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大辩论, 并没有成为引领当代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框架。 诸如合法性这类对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的话题, 已经淡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可以通过微调达到正和均衡, 这一观点让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秉持的伦理原则黯然失色, 而曾在经济学分析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政治经济学本身也被迫退居二线。为求得均衡而刻意剔除不平衡因素, 成为解释变革和制定政策的主要分析手段。 针对政治经济学的边缘化, 德隆· 阿西莫格鲁、 阿夫纳· 格雷夫 ( AvnerGreif)、 道格拉斯·诺斯、 詹姆斯·罗宾逊、 约翰·沃利斯 ( John Wallis) 和巴里·温加斯特 ( Barry Weingast) 等学者在其著作中开始探寻补救的办法, 他们运用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和博弈论对经济行为的论述, 简化了微观经济学的假设, 着重研究主体行为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他们认为, 多数情况下通过市场间接互动的经济主体是同质且理性的, 这些经济主体完全有能力预判其行为的风险和回报。 有一种观点在制度经济学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即制度具有向稳定或均衡状态收敛的内在倾向。 今天, 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研究, 在解释政治、 经济和社会大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带着制度即均衡的概念, 该学科逐步回归经济分析的主流, 其中对“ 模式” 的探索通常意味着寻求系统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趋向的均衡、 平衡点或静止状态。 一个经济体被假定要么处于均衡状态( 或均衡区间的某个位置), 要么处于运动状态, 或者正快速朝某种均衡状态移动。 该假定存在 3 个基本属性: (1) 主体行为的一 致性; (2) 作为动态变化结果的稳定性; (3) 一旦达到均衡, 经济主体就缺乏改变其行为或系统结构的动机。 制度经济学家格雷夫和克里斯托弗· 金斯顿 ( Christopher Kingston, 2011) 认为, 支持上述分析方法的共识正在转变。 他们指出, “ 近来越来越多有关制度的研究将动机理论置于分析的中心, 从而内生了 ‘ 规则的执行’ ……该观点关注有目的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如何构建系统结构, 而结构又反过来赋予了每个主体维护该结构的行为动机”。 鉴于系统的宏观要素由微观变量集合而成, 系统中跨层次的连通是顺理成章的。 均衡的制度设置理论使我们能够观察到, 追求自利的个体如何根据外部环境的约束, 通过制定、 改变和执行制度规则开展互利合作。 假以时日, 随着规则的制度化, 尤其是在针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机制建立执行之后, 个体间的交互将趋向一种整体的社会均衡, 其中遵守制度的设定 ( 游戏规则) 符合每个个体的利益。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一种主体层面的均衡, 进而转化为一种制度化的整体系统均衡。 选举制度, 议会或国会制定的法律, 规范贸易往来的合同法规, 均属于规则制度化的范畴。 从这种由主体层面的均衡演变而来的系统性均衡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系统层面的稳定性。 然而, 当研究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时, 在主体层面使用均衡分析方法, 并不能揭示政策选择和主体动力如何与系统网络或宏观层面的变化过程产生关联。 例如, 在内生的制度变革中, 革命或政变的威胁被认为是产生宏观变革的微观动力, 然而, 除非全面渗透至整个宏观环境, 否则这种动力不太可能持久。 在多层次系统经历分裂或振动冲击之后, 其不同层次间网络连接的形式将决定新的制度能否得以构建并延续。 历史社会学家尼尔· 戴维森( Neil Davidson) 在一项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中指出, “ 在充满冷漠和敌视的环境中, 但凡孤立的起义, 都会在外部弹压和内部叛离的双重夹击之下偃旗息鼓”。当变革在系统层面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之前, 其向前推进的步伐时刻面临挑战。 因此, 包括 16 世纪后期的荷兰以及 18 世纪的法国等欧洲国家, 旨在建立共和制的民主革命可谓千折百回, 很快在周边君主国的强烈干涉之下宣告失败。 由此可见, 如果不改变欧洲的宏观权力结构, 共和制革命就会举步维艰。 单一国家的革命运动能否实现不可逆,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国际环境。 拿破仑深谙此道,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 1812 年敢冒着牺牲一大半军队的风险入侵沙俄。 用他的话来说, 欧洲的权力结构是由贵族王室编织而成的一张巨网, 并以其作为枢纽与整个欧洲大陆的藩属公国建立紧密的联系。 拿破仑坚信, 若想传播法国大革命的基本价值并巩固其影响, 唯一的途径就是摧毁旧结构中遍布各处的枢纽, 然后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治理结构, 让自己成为整个网络的轴心。 他担心, 如果不彻底粉碎旧的网络系统, 得以残存的少数几个枢纽就可能联合到一起卷土重来, 重建被摧毁的其他枢纽, 将革命拖入危险境地。 ( 假如拿破仑取得了成功, 他很可能会建立一个像中国那样的治理体系。) 拿破仑失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沙俄成为 19 世纪欧洲的禁卫军, 并帮助奥地利*终镇压了 1848 年匈牙利爆发的起义。 沙皇治下的臣民主要是斯拉夫人, 但他把自己的利益与同为君主的奥匈帝国统治者裴迪南皇帝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而全然不顾其治下臣民的利益。 欧洲 1848 年革命的失败在更普遍意义上证明, 除非能够改变系统整体的网络结构, 否则囿于单一国家内部的颠覆性变革*终难以修成正果。 随着政治经济学再度受到重视, 并进入更宽阔的学科领域, 一批新的研究成果陆续浮出水面, 但这些成果并不能冲淡本书的开拓性。 针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本书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 继续沿用理性行为人的假设, 简单地转换同类均衡模型的应用场景, 是否构成振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一途径。 例如, 在消费者风险的标准均衡分析中, 对逐渐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反应可以用线性序列方法进行研究, 典型的经济主体 ( 如消费者、 家庭) 将对连续的线性趋势做出反应。 传统的假设是, 经济变革周期通常是由经济行为的调整缓慢积累而成的, 然而, 经济主体做出的风险规避决策, 既不能预测也不能消除宏观经济动荡对其全部资产的冲击。 布莱恩·亚瑟针对特定地区研究了经济聚合效应的递增现象,结果表明, 一般均衡理论给经济学研究留下了有待解答的重要问题, 即当用动态的眼光进行观察时, 通常会发现经济系统存在多种均衡状态, 并且实现均衡的方式是不确定的, 而随机出现的小事件可能将系统引向飘忽不定的均衡状态。 对风险的均衡分析, 无法预测某些大变革的出现及其阈值, 或受这些变革和阈值影响的主体行为。 因此, 它无法对不时出现的巨大变革进行准确解析, 更无法达到促进社会变革的目标。 剧烈的变革不一定需要源于外部形成的冲击, 系统内部产生的动力足以具备同样的作用。 事实上, 从一种稳定状态到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转换具有很强的规律性, 正如有序的系统因难以预料的主体行为变化而陷入混乱的状态。经济主体对其创造和组成的系统运行模式做出反应, 并导致宏观环境发生变化, 进而引发新环境的适应和反应。随着经济主体在原有行为基础上引入新的元素, 经济体的形式和变化将是无穷无尽的, 这些变化在经济系统中以一定规律产生影响, 使其实际上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