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限度

1 “后批判”浮出水面 2015 年10 月，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教授丽莎??鲁迪克（Lisa Ruddick） 发表了一篇题为《当没有什么是酷的》（“When Nothing is Cool”） 的文章。她在文中描绘了一幅当代英语文学研究的黯淡景象。文学界除了“酷玩”之外，别无追求。她举了一篇在学界广受追捧的文学批评的例子：小说《沉默的羔羊》中的负面形象变态杀人狂比尔，被评论作者塑造成“英雄”。因为在这位批评家看来，比尔通过杀害女性，剥去并穿上女性的皮肤挑战了厌女症所建构的人性从而拒绝了加在我们身上的两性意识，性别的界限就此被打破，“性别正义”得以实现。此文出自当代著名批评家之手，并被列为跨性别批评的典范之作。这种让圈外人吃惊的案例，圈内人恐怕早已司空见惯。当代文学批评不仅隔断了与普通读者的联系，而且变得日益是非不分，善恶不明。鲁迪克援引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的话指出，这种对待人类经验的粗暴态度，体现了一种“批评的野蛮主义”。 鲁迪克教授对当下文学研究的批判，无疑给文学界投下了一枚不小的炸弹。虽说针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类似批评并不鲜见，但绝大多数的批评来自学界之外或来自保守主义阵营。像鲁迪克这样一位来自“左翼”内部的女性主义者，对圈内之事提出这样严厉的批评，此前并不多见。但近些年来，来自鲁迪克这样的“局 内人”的批评越来越多，由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新文学史》主编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 编辑的文集《批判与后批判》（Critique and Postcritique, 2017） 的出版，更是体现了西方“左翼”内部集体性地对当前文学研究状况的反思与批评。该文集收录了10多位学者的论文，这些文章在聚焦于当下批评所处的困境之外，也对批评的未来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这也让“后批判”（postcritique） 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正式浮出水面。 这并非“后批判”**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菲尔斯基在其2015 年出版的专著《批判的局限》（The Limits of Critique,2015） 中就提出这一概念。在那部作品中，菲尔斯基对批评的历史与局限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她特别用大写的“Critique”来指代那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批评实践，指出这种批评理念不再受制于传统批评（criticism） 所设定的对文学作品进行解释与评价的任务，而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好斗性与反叛性；批评意味着一种对主流价值的抗拒与否定。这种理念主导了当代文学研究数十年之久。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到精神分析批评，都共享了一种“症候式的解释”模式。 新一代的青年学者与批评家从这一模式中得到的教诲是：我们需要像对待 病人或罪犯那样对待文学作品，从中发现病情或敌情。为此他们普遍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态度来对待文本，以“深入挖掘”（digging down） 和“置身事外”（standing back） 的方式来探索文本中可能潜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同时作为批评的实践者与观察者，菲尔斯基与她的不少同行逐渐意识到，这种模式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并日益趋于僵化。 首先，这种怀疑模式日益远离日常文学阅读经验，无法或拒绝回答“人们为何阅读文学”或“人们为何走进剧院”。其次，这种批评模式让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种霸权，“分析的那种吹毛求疵的文体像野葛藤那样繁衍，排挤了智识生活的其他形式”。这种批评模式不再具有“批评”或“颠覆”原本所体现的激进性，而是一种彻底被“规范化”了的激进，是在学术圈生存必须掌握的游戏规则。再者，这种充满敌意与反叛的批评模式，拒绝了批评家面对文本时所应具有的接纳性与开放性。早在2003年，伊芙??塞奇威克（Eve Sedgwick） 就尖锐指出，理论在文学领域酿成了“一种妄想症的心态”。*后，原本属于“左翼”的这种批评模式，却意外地沦为其对手保守主义的思想武器，比如后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恰恰使用了这种政治阴谋论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