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人质:极端年代的电影记忆(当当独家签名版)

《满州候选人》—— 《满州候选人》引发的一个*大悬念是：真的存在洗脑术吗？直到今天，我们对人做出匪夷所思的不正常举动，都习惯于用洗脑来解释，这意味着大部分人对这个问题都倾向于给出肯定的答案。我们实在找不出，或者说懒于去找其他的解释。 美国中情局1953年批准了一项新的也是*臭名昭著的洗脑项目“心灵控制计划”，一位领导人1977年8月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面前承认，该计划实施到1961、1962年的时候，就已经相当确凿地证明了利用药物或转变思想等深奥手段进行的所谓洗脑，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该计划于1964年6月被停止。他还提到电影《满洲候选人》“确实妨碍了我们很长时间，因为它让不可能的事情看起来真实可信”。《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一书的作者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对作为冷战的完美隐喻洗脑术，作了比较客观的一个总结：它脱胎于冷战虚构文学，但并不意味着它了无一物。干扰大脑的手段确实存在，也的确可以强迫他人改变信仰，然而说到底，就算把这些手段全用上，依然无法稳操胜券。神奇而“科学”的洗脑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让我们感觉良好的睡前故事，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神话，每当我们感到恐惧或者迷茫，它就会披着新的外衣卷土重来——在热门的反恐题材美剧《国土安全》中，男主人公就是一名被基地组织洗脑的美军战俘，他被派遣回来在美国本土策划恐怖袭击。 《猪排山》—— 在作战指挥室，围绕猪排山之战终于有了不同意见。一位将军说，他再也不想让士兵们在这白白送命了。将军们的矛盾和犹豫，造成了K连的困境，他们既得不到支援，也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在谈到猪排山的价值时，一名士兵不解道：“都说自然万物本无价值可言，所谓价值是人赋予的，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有价值的东西。”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虽然说战争就意味着牺牲，但是就猪排山之战这一类“无目的战斗”而言，其荒谬之处就在于，为了无价值的东西，而去无休止地牺牲有价值的生命。 影片将镜头转到停战谈判现场，字幕标明的时间是4月17日，当时交战双方正处于恢复谈判和“小交换行动”（即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前夕。联合国军代表说，双方都知道这座山毫无价值，值得让人去送死吗——又是一个关于“值得”的问题。他们单方面指责中方对这场战斗负有责任，因为当时志愿军发动了新一轮进攻。按照联合国军代表在私底下的议论，双方实际上是在拼谁*具不怕牺牲的决心。在这方面，显然中国的决心更大。周恩来1953年3月8日率团赴苏吊唁斯大林时，尚未考虑提出恢复停战谈判问题，他表示还想再拖一拖，借此消耗美国的兵力和资金，尤其是使敌人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增加西方阵营的内部矛盾，而苏联领导人则提出改拖为停。中国不是很情愿地接受了苏联的建议。3月30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但这时毛泽东仍有自己的打算，他要通过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力争*佳停战结果。4月初，毛做出的指示是：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动，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关于*后的停战协定，西方很多著作认为是中国屈服于美国核威胁的结果，国内冷战史专家沈志华认为，这一说法未必站得住脚。他认为毛在停战*后阶段的努力（志愿军发动的金城战役，直到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当日才告结束）还是获得了成功——影片中两位联合国军谈判代表的对话，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一人说：“他们已经赢了，还想赢得更体面些。”另一人回应：“要我说，就让他们有面子一回，签字得了。”但沈志华也指出，由于决策方针的失误，中国为实现两年半以前的同一目标，付出了多余的代价。 《现代启示录》—— “他正无法无天地推行他的统治，他在那里肆意妄为，完全无视人类应固守的品行”——这是对库尔茨的一个非常具有正义感，同时又具有讽刺性的官方判决词。将军承认，“这场战争是非难辨，包括权力、理想、道德观”，“善不一定战胜恶”。这句话开始触及影片的一个本质命题，因为威拉德也好，库尔茨也好，都是越战的代表，对他们的评价存在的困难，就是对越战的评价存在的困难。未经审判而秘密处死自己训练、培养出来，但是已经脱离体制、完全失控的对象，这也是美国电影里经常出现的一个题材。与此同时，这类电影里的官方组织处死自己人的目的，往往并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灭口。他们可以行不义之事，但无法容忍由此产生的“不良影响”。他们必须控制一切，否则谎言就会被戳穿。本片中军方的*后叮嘱，也是相关影视剧里耳熟能详的经典台词：“记住，这任务从未发生过，也不会被记录在案。”这项任务的荒谬、错乱之处，从影片一开始就昭然若揭：任务的发布者、执行者和被执行者，这三者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体系内的同一类人——尤其是威拉德和库尔茨，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几乎就是同一个人，他们都是如库尔茨在噩梦中见到的“爬行在剃刀边缘的蜗牛”。小说中写到的“我不得不——我想也许是为了自己的罪孽，经受一番考验去亲自窥探一下他的灵魂”，也正点明了威拉德执行任务的内驱力。影片从一开始，就把威拉德趋于疯狂和崩溃的精神状态暴露在观众面前，而军方对此也心知肚明，他们派一个疯子去处决另一个疯子。 《全金属外壳》—— 在《全金属外壳》中，库布里克电影的一个母题——工具、机器的疯狂，再次被推向极致。它呈现了这样一个情境：人被战争所奴役，被武器所奴役，直至异化为非人，直至成为武器本身，方为合格品。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人们设计了一整套的体制，一整套的流水线，创造了无数的方法，积累了无数的经验。 影片用一个被训练“过度”的自己人，和一个未成年、显然也非正规军的敌人，击穿了包裹在美国军队外面的“全金属外壳”；它还以新闻电影的形式，击穿了包裹在越战外面的“全金属外壳”——那就是官方新闻，此可谓以毒攻毒。对于这部经典越战片的评论，通常更多地关注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影片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独立媒体的力量。上半部分中派尔对哈特曼的逆袭，有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是战争的预演。下半部分中，库布里克才是真正的战地记者，他既报道战争，也报道官媒。“傻瓜派尔”是向越战输送“合格人才”的军事训练体制的人质，他走向了精神崩溃；“小丑”是新兵训练营的人质，也是向国内民众和越战士兵发布“有益新闻”的军方媒体的人质，他被锻造出了双重人格——唯有如此，才能活下去。影片通过这两名士兵的不同命运，发出的是“生存，还是死亡”这样一个永恒追问。 《早安越南》—— 《早安越南》的焦点，是康纳的愿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他对于这场战争的愿望（也就是官方宣称以及灌输的愿望），对于在军方电台新闻自由、玩笑自由的愿望，对于和越南人交友甚至恋爱的愿望，*后证明，统统是不现实的。因此，片名在两个意义上成了*大的反讽：一是康纳从“早安越南”（就职履新），到“再见越南”（被解职）；二是每天被问“早安”的越南，在战火中充满了“不安”。 康纳与越南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现实中可以找到相近的例子，那就是苏珊??桑塔格作为反战人士于1968年春应邀去河内访问时写下的日记：“文化差异是*难估测和克服的事情”；“我与越南人的团结一致性，尽管真诚实在，却只是一种在远距离处形成的道德抽象物”；“有一道壁垒我无法跨越。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越南人作为异国人是那么的不同，我们要理解他们是不可能的，而他们要理解我们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她不免感到困惑和沮丧：“也许我只适合保持一个舒适的距离，从一个远离他们和他们的斗争的地方，来分享一个民族的革命理想——又一个来自不会战斗，只有激进同情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志愿兵。”她很诚实，对自己的反思和评价也很苛刻。同时她也尝试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分析他们之间为何如此难以理解。她说，越南是一种建立在耻辱中的文化，而她则是成长于一个建立在罪孽之上的文化中。说到民主，她认为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经得起客观考量，越南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而且一直是民主化的。” 《关塔那摩之路》—— 关塔那摩监狱里的审讯为什么会显得如此枯燥和单调，而丝毫也没有著名美剧《24小时》里反恐探员杰克??鲍尔突审恐怖分子时那么惊心动魄、硕果累累呢？后者尽管使用了非法手段，比如各种在生理上制造疼痛、让人难以忍受的酷刑，或者寻找和利用恐怖分子心理上的突破口胁迫其交代线索，但恐怖分子在千钧一发之际吐出的口供总是有效的，也就是说，结果屡次都证明了手段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这就是虚构的“魅力”。它有效减轻了鲍尔和观众的负罪感——尽管鲍尔每每为此自责，乃至累积成心理疾患，但在观众心目中他始终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正义英雄，因为在严峻复杂的反恐行动中，他以身试法是出于迫不得已。但是相比之下，关塔那摩的审讯官员就不同了，他们面对的相当一部分“真正的坏人”，尤其像三位主人公这样，是糊里糊涂被抓进去的嫌疑分子——如果硬要说他们有罪的话，他们一是在错误的时间去了错误的地点，二是他们生错了地方。要从三位主人公这样的“坏人”嘴里套出真实的、有价值的线索，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众议员沃尔特??琼斯说，他们从相关专家那里得到的忠告，是通过酷刑得到的往往是虚假情报，因为受审人员“往往会告诉你他们认为你想听到的事情”。他认为残酷审讯技巧带来的假情报，使政府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上栽了跟头。据红十字会的报告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监狱里，百分之七十至九十的被关押者，都似乎并没有犯什么罪。这些人面对酷刑，要么坚持说不知道，要么就是编造假情报，或者承认审讯者事先为他们编造好的假故事。我们在片中看到的审讯，都是例行公事、没话找话的无聊问答，为了表现这种无聊乏味，影片中从未有过相对完整的大段的审讯戏，它们总是零碎的、片段式的，充分显示出了审讯的荒谬和无意义。 《必要的杀戮》—— 导演杰兹不但将这样一个求生故事尽可能地去政治化，还将这样一个求生者尽可能地去社会化，“只留下动物性和生存的本能”。影片没有交代穆罕默德的确切身份，以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杰兹认为，他到底是被错抓的阿富汗平民，还是武装人员，或是恐怖分子，这些都完全无关紧要，他甚至未必是一个阿富汗人，来自哪里都有可能。杰兹极力克制自己的表达，只是让观众跟着主人公一起去逃亡，去感受。去社会化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实际上强化了影片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穆罕默德在逃亡过程中共计杀死五名美军、一名波兰平民、一条军犬，另有一名美军因他而死。单就他造成的伤亡而言，穆罕默德绝对称得上是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但影片的要义显然并不在此。它并不是要渲染穆罕默德的“恐怖”，而是刻意突出了他“恐怖”背后的“不恐怖”。他的四次杀戮行为都是随机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并不带有任何蓄意的、残暴的攻击性。如果去除战争背景，那么他的这些杀戮近似于普通刑事犯罪中的所谓“激情杀人”，它在西方犯罪学中又被认为是一种“挫折攻击型”犯罪，它虽然也属于故意杀人，但其主观恶性比预谋杀人要小。影片当然无意为“恐怖分子”辩护，不过它的极简所引发我们*大的一个想象，是穆罕默德在成为“恐怖分子”之前，是否已经是一名“恐怖分子”？如果不是，那么这名“恐怖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被反恐的美军所“制造”出来的，这倒是别有一番深意了——尽管这层主题可能并非出于导演的本意。从这个角度回头去看，影片在逃亡和杀戮的情节表象之下，实际上展示了一名“恐怖分子”是如何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