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精)

当那个崭新的德意志国为了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 泰因的缘故，打算在1848年向丹麦开战的时候，便委 托普鲁士军方代为执行，而且战事起先进行得还相当 顺利(那是在1848年夏初，当时普鲁士自己也仍然拥 有一个革命政府)。等到普鲁士由于列强的干预而在 同年9月被迫退出战局，同时法兰克福也爆发骚乱之 后，普鲁士军队又被召唤过来进行救援。时至革命的 *后阶段，亦即1849年初，保罗教堂国民议会完成自 己建国大业的做法就是进行表决，以微弱多数通过将 普鲁士国王选举为世袭的德意志皇帝。但众所周知的 结果是，普鲁士国王拒绝了那顶皇冠，因为他再也无 意跟革命有所瓜葛。 对保罗教堂里面的那些先生们而言，此事不啻晴 天霹雳。但更加令人诧异的事情(起初就连他们自己 也大感意外)，却是那些议员竟然派团劝进，请求普 鲁士国王接受德意志的皇冠。德意志民族运动其实向 来具有大德意志色彩，而且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成员 也一面倒地心怀大德意志：他们推举出来的“帝国摄 政王”是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大公爵；奥地利人在“ 德意志国政府”内的声势非常浩大；奥地利的代表们 还一起参加了投票。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突然转而投向 普鲁士的怀抱呢? 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退让行动，以及向现实 投降——因为奥地利帝国非但出人意料地并未土崩瓦 解，反而还铆足全力恢复原样，并且再也不打算将自 己的德裔百姓释放出去，让他们加入一个新炮制出来 的大德意志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是迫不得已而限 缩范围，愿意接受一个由普鲁士出面领导的小德意志 国。那是民族主义革命者所采取的“现实政治”，是 一种令人心痛的牺牲，更何况还是遭到拒绝以后所作 出的牺牲。但无论如何，德意志民族主义首度认同了 普鲁士的小德意志方案，即便那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 择。结果早在俾斯麦登台之前，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 已经一度主动着眼于这种替代性的联盟。 这种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协同一致，甚至还在俾斯 麦主政以前第二度短暂成真，而且是直接发生于1848年革命结束后。但这一回是由普鲁士采取主动。 普鲁士虽曾拒绝从革命者手中接受德意志的皇冠，可 是有关普鲁士出面领导小德意志统一的构想，在柏林 并未被当成耳边风看待。柏林当局的构想是组成一个 诸侯同盟，它固然结构松散，不过*起码已初具邦联 的形式，并且还拥有一个国会——更何况那一切当然 与革命无关。于是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主 导下，在1849年成立了“德意志联盟”，一个由二十 八个德意志邦国所组成的邦联。其涵盖范围与日后的 德意志国不尽相同，因为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白始就不 捧场。汉诺威和萨克森两个王国也在加入不久以后便 退出了。 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残 余成员在哥塔继续集会，并决议支持“德意志联盟” 。他们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应以实现之前在法兰克福所追求的“目标” 为重（即统一德国，必要时不惜采取小德意志统一方案），而非斤斤计较表面上的形式。 因而，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者并非导致“德意志联盟” 失败的理由，外交方面的因素才使得它未能成功。 奥地利在俄国的支持下强力反对“德意志联盟”，*后并以战争为威胁，要求重建昔日的“德意志邦联”。 结果普鲁士被迫让步，同时俾斯麦在普鲁士下议院发表了关键性的演说来声援退让措施。 俾斯麦当时仍然反对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结盟、支持恢复旧邦联，并赞成重建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良好关系—正因为这层缘故，他在 1851 年 7 月被送去法兰克福，担任普鲁士派驻重建后的德意志邦联之代表。 俾斯麦在法兰克福一直任职到 1859 年 3 月初。 他是在那段期间才逐渐痛下决心，要让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结盟。 接下来必须对俾斯麦多加着墨。 但是，我们在转向俾斯麦的故事之前*好先说明一下，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矛盾百出的结合，如何在 1866 年和 1870 年被俾斯麦带向成功之前，就已经昙花一现地有过具体结果。 1849 年至 1850 年的“德意志联盟”，在宗旨上已经与 1870 年至 1871 年的德意志帝国相同，在实务上则有些类似 1867 年俾斯麦的“北德意志邦联”—若无法涵盖整个德国的话，那么至少也应该在德境北部组成一个由普鲁士出面领导的诸侯同盟，并且将奥地利排除在外。 不过，这种行动必须获得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以及议会成员的积极认同与配合。 至于在普鲁士与民族革命运动结成的同盟里面，到底应该由谁来当马、由谁来当骑士呢？ 就连这个问题也已经完全用类似日后俾斯麦的方式加以解决。 1848 年至 1849 年的时候，民族革命运动还打算让普鲁士为自己出力，可是那种做法遭到拒绝。 到了 1849 年至 1850 年，却是普鲁士让民族革命运动为普鲁士的德国政策效劳。 随着主客形势的易位，双方于是在哥塔缔结了盟约。那整个行动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则在于缺乏外交上的保障与作战的意愿。 俾斯麦后来在 1866 年和1870 年补足了这两样东西。 俾斯麦个人对德意志建国所作出的贡献就在于此—而且基本上仅止于此。 建国构想本身在他之前早已存在，所需要的只是争取到俾斯麦，让他皈依过来罢了。 此事发生于俾斯麦派驻法兰克福的时期，亦即 19世纪 50年代；促成俾斯麦改变信念的因素，则是他在重建后的德意志邦联所亲身领教的奥地利政策。 1855 年他在一份递交柏林的报告中写道：当我四年前过来的时候，我绝非彻头彻尾地与奥地利为敌；然而现在，除非我否认自己的每一滴普鲁士血液，否则便无法对时下奥地利当权者所认知的那种奥地利维持*起码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