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平等论

导论 平等研究：迷惘的理论与理论的迷惘 “平等”，是对写满历史、充斥社会的不平等的反抗，是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人们的呻吟，是有良知的思想家对社会的箴言，是这个世界尚未泯灭的良心。古往今来，关于平等的理论不可谓不多，但正如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指出，平等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个“迷宫”。 一、“平等”的迷梦 自原始公有制解体以来，与私有制带来的不平等相伴随的，是人们对“平等”的魂牵梦萦和孜孜以求。不同时代，都有思想家对“平等”奉若神明，给予无以复加的赞誉。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启蒙思想家马布利（Cabriel Bonnot De Mably）认为，“自然界规定人人都是平等的”；“平等是*大福利的源泉”。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哲学家皮埃尔·勒鲁（Plerre Leroux）认为，“平等是一种神圣的法律，一种先于所有法律的法律，—种派生出各种法律的法律”；“平等，这是今天我们唯一的合理原则和唯一的正义标准”。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认为，“平等是社会的*高规律”；“平等是我们唯一的准则，也是我们的理想”。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更强调，“所有的人都处于同一地位，因此，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具有平等的天赋权利”；“人权平等的光辉神圣原则（因为它是从造物主那里得来的）不但同活着的人有关，而且同世代相继的人有关。根据每个人生下来在权利方面就和他同时代人平等的同样原则，每一代人同它前代的人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这些都说明思想家们对“平等”热切追求，把“平等”看作引领人类社会的“*高法则”。 尽管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平等”推崇备至，但在不同的时代，“平等”的含义和内容并不相同。早在古希腊早期的公元前7世纪末到前6世纪中叶，来库古（Λυκοργο）就创建了“平等者公社”的斯巴达政治制度。公社的特点是公民平等和集体主义。当然，这种“平等”仅限于“公民”的平等，它是和不平等制度的极端形态——奴隶制——并行不悖的。后来的“智者学派”以“人性”（人的自然属性）为依据，要求把“平等”推广到所有人，而且不仅是政治法律的平等，还要求所有人在教育、财产、种族上的平等。也就是说，智者主张“平等”不能仅限于自由民和公民内部，而是把政治权力的平等扩大到所有人，甚至包括主人与奴隶间的平等。斯多葛派继承了智者派的激进平等观，从人的“类”概念出发，从精神上论证了所有人的平等，认为人人都具有“精神上的自由”，所以所有的人，无论其出身、种族、财富以及实际社会地位如何悬殊，在内在精神特征上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斯多葛派依据“精神平等”理念，把人看作一个统一的“类”，确立了“类平等”的观念。该观念强调人类是一个情同手足的整体，一个“世界国家”，也就是“人类平等”的概念。 古罗马时期的政治哲学家、法学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继承了斯多葛学派的“精神平等”思想，以“自然法”概念为基础推导出人类“自然平等”的结论。他认为，从自然法的精神来看，所有的人都具有共同的心理素质和“理性”，因而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既然“人类不存在任何差异”，所以整个人类是由自然法联结成的一个整体，所有的人都是“世界国家”的平等成员。这就超越了城邦政治学设置的主人与奴隶、公民与自由民、本邦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坚森界限，以一种平等的、没有根本差别的眼光看待所有人，把“平等”拓展到全人类的层面。这实现了对古希腊平等观的彻底变革，是平等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政治哲学由此开始成为所有人的政治哲学。所以，“在政治理论中，就其完整性而言，任何变化都不像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到西塞罗和塞涅卡。 甚至在以平等的对立面——专制——著称、被称为“黑暗的一千年”的中世纪，在基督教教义中也衍生出了“上帝选民平等”的理念。在这里，与世俗政治社会的严格的等级身份和公开的不平等并存的，是基督徒基于共同信仰而互为兄弟姐妹、相互平等、亲如一家的整体观念。也就是说，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无论是富翁还是乞丐，作为基督徒，大家在上帝面前具有平等的人格。这样，斯多葛派“人类一家”“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基督教神学的形式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然而，不管是“精神平等”“自然平等”还是“上帝选民的平等”，都是一些抽象的原则，并没有实质的内容，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平等还是“权利平等”。古希腊政治学、法学中没有形成“权利”的概念，而罗马法中不仅首次形成了“权利”概念，而且确立了“人人权利平等”的理念。它继承和发展了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思想，把其“精神平等”的空洞伦理要求发展为“自然平等”的法律权利要求，使罗马法走向平等化和人道化的改革方向，以至到罗马帝国末期，人人权利平等在私法领域已接近实现。尽管如此，所谓“权利平等”也不过是一种法律原则，离人们真正的平等地位还相去甚远。真正把“平等权利”作为现实社会制度要求的，还是从启蒙思想家开始的资产阶级平等观。如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认为，“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英国思想家、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也认为，“一切具有同样的共同天性、能力和力量的人从本性上说都是生而平等的，都应当享受共同的权利和特权……”。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明确宣告，“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今天，《世界人权宣言》也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可见，“平等”早已成为人们一般成见和理想追求，甚至被一些理论家奉为“普世价值”。 然而，尽管几千年来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平等，并以“精神平等”“自然平等”“权利平等”等不断变换“平等”诉求的内容，但“平等”的诉求总是一次次落空。如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Francois Noёl Babeyf）所指出，“平等！这是自然的*高意愿，人的**需要，一切立法团体的主要准绳。……自古以来人们就伪善地向我们喋喋不休地说：人是平等的。然而，从古时候起，*屈辱、*畸形的不平等已经强加给人类。从出现公民社会的时候起，人的福分毫无意义地得到承认，但却没有一次获得实现：平等只不过是法律的一种华而不实的虚构而已”。皮埃尔·勒鲁也认为，“现在人们无论转向哪一边，似乎总能感觉到或接触到平等。这完全是虚假的外表；骗人的幻景！人们得到的只是不平等。平等，平等！我只听到这个声音在我的周围回荡。然而，我到处看见的是刺眼的不平等现象，野蛮的专制主义和可耻的奴隶制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千年的追求变成了千年的迷梦？这是理论的迷惘，也是世人的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