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疏远,又怎样亲近:成年子女与父母相处的难点及解决之道

我的父母属于上一代无忧无虑的中产阶层父母。他们不会担心自己失去权威，不会把自尊心建立在为人父母的表现上，也从没有为我的未来处心积虑。我和我的兄弟们每天可以看好几个小时的电视，早餐时吃大把的白糖，多得让人发怵。夏天的早晨我们会从家里消失，然后骑自行车回来吃午餐，然后黄昏之前再次消失。没有好奇又讨厌的邻居主动向我们提出有关如何限制我们行踪的建议。这是那个镀金时代，“有毒父母”的概念还没有在民间成形。 我的父母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我的母亲每周都会和“女孩们”（她在“神殿姐妹会”里的朋友）一起打麻将、玩儿桥牌。父母每周末都会出去共度美好时光，只是并不将其冠名为“约会之夜”。我父亲经常周末去市中心的基督教青年会打壁球，丝毫不担心我和我的兄弟们是否会感到被忽视。他们舒服愉快地被我们忘记，而我们也舒服愉快地被他们忘记。没有互联网传播令人恐怖的每日新闻：发生在萨斯喀彻温省的绑架事件，发生在布恩维尔的儿童谋杀，以及如果你方法不对头，就要提防你的青少年孩子可能会输在起跑线。 作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年轻父母，我的父亲和母亲更多是受到本杰明·斯波克宽容、放任态度的影响，而不是在其后出现的行为主义者严厉的、惩罚性的做法。尽管他们没有打过我们，但我们能读懂他们的表情：要么赶紧撤，要么承受后果。他们很友好，但我们清楚自己在长幼秩序中所处的位置，不会弄错家里面谁是权威人物。我们也很幸运，因为当时的许多父母仍然将父母的权威当作控制或体罚孩子的许可证。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家人之间的关系向更友好的方向转变的趋势开始缓慢加速。对权利、自由和自我表达等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的关注也让美国家庭变得更为民主化。父母，尤其是中产阶层的父母，开始越来越多地关心子女的内心生活：增强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和个体性。帮助他们减少内疚感或义务的困扰，或者以此作为动力。孩子们继续从被要求不许多嘴转而向家庭生活中心的地位转变，而且这一趋势一直畅通无阻地持续到今天。 但是，我父母这一代的中产阶层母亲和父亲之所以不那么担心，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担心的理由。尽管那时乡村地区仍然存在令人心痛的贫困，种族歧视仍然限制着许多人的机会，但是人们能够感受到大萧条和战争结束后的共同牺牲和共同胜利。种族隔离正在缓慢解除，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平等。在美国，雇主通常会提供医疗保险，而且许多工作都提供了养老金的保障。一个只有一人在职的中产家庭可以供两个子女上大学，而大多数蓝领工人的工资可以支付基本生活，从而减轻了大学作为一种步入社会的路径的必要性。而且当时大多数父母都认为，如果他们的儿子能够养家糊口，那么他们的女儿应该能够被未来的丈夫养活。 然而在美国家庭看似光明的未来之下却是暗流涌动。这些力量所造成的变化就如同天气变化一样，起初几乎无法察觉，直到它突然加速和加剧。战后关于一代定比一代强的共识开始消失。越来越多的新研究表明，这种因工会、基本生活工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减少以及社会不平等现象而导致的转变对家庭成员的幸福和寿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家庭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指出，前几代人的经济安全网的崩溃导致了心理安全网的崩溃。今天的子女罹患精神疾病的比率比以前更高，今天的父母也比前几代感到更加焦虑和困扰。 因此，难怪我们会看到，今天美国面临被驱逐的贫困家庭的数量比大萧条时期要多。与1975年的普通双亲家庭相比，现在平均每个双亲家庭的工作时间延长了26％，即每年工作时间增加了700个小时。这个数字比其他任何西方民主国家的工人都高。 中产阶层父母尤其感到困惑。一方面，他们拥有我父母那代人无法想象的奢侈品——更漂亮的房子，更高级的汽车、电脑、手机；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加班加点、加倍努力工作，需要取得越来越多的学位和资格，同时也会敦促他们的子女这样做。从医疗保险到大学教育等保障费用的成本的飞涨，也增加了他们对子女未来前景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