玦出周原:西周手工业生产形态管窥

后 记 周原，是我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我的童年生活留下了不少关于家乡的美好记忆。周原，更是中国考古的圣地和“黄埔军校”，一大批著名考古学家曾先后工作于此，也培养了一批为陕西乃至中国考古作出重要贡献的技工师傅。 2001年春天，因周原考古队人员变动，我被指派去周原参加齐镇—云塘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工作。适逢周原考古迎来1976年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联合考古发掘，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省所三家联合，组建了包括徐天进、雷兴山、徐良高、王占奎、曹玮、孙秉君等一众中青年学者为骨干的发掘团队，还包括了一批像我一样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学人。周原考古，如火如荼。 回到周原，亲切的乡音乡情，熟悉的风物景致，恍若间又回到了儿时的故土。我只是偶尔担心，朋友故人会心生好奇，满眼狐疑却又小心翼翼地问我，你好不容易离家万里读了书，怎么又回来“挖土”了。然而，这种顾虑很快就被周原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快节奏的、劳心劳力的考古生活打破了。我则安心地过起了“掘地三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 2002年，按照周原考古的合作模式，由省所主持发掘工作。这一年的发掘领队由时任副所长曹玮担任，我则在现场负责具体发掘工作。时年仲夏，在云塘—齐镇西周贵族宗庙遗址发掘告一段落后，我们决定另行开辟发掘地点。经过商议，周原考古队选择了对齐家村北部沟沿一带进行全面调查勘探，这里北接云塘制骨作坊、南邻齐家铸铜作坊，曾发现过大量石料、石玦残次品及生产工具，初步判断可能是一处专门生产石制品的作坊遗址。齐家制石作坊的发掘持续了整个秋冬，揭露面积近千平方米，发现了极为罕见的生产遗迹、数量庞大的石玦残次品和成组合的生产工具。望着堆满库房林林总总的数万件标本，我既感到欣喜，又一筹莫展。 2004年年初，我接到澳大利亚La Trobe（拉筹伯）大学刘莉教授的邮件，我的博士申请通过了澳大利亚政府和学校审查。春节刚过，我便收拾行囊赴澳求学。这一决定对于一个而立之年的青年来说，不得不说是一次艰难的抉择。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以周原齐家作坊的研究为个案来探讨西周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形态，得到了周原考古队和导师刘莉教授的大力支持。从2004年3月至2007年5月，我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据说一度创下学校博士毕业用时*短的记录。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导师刘莉教授对我学术上的耐心指导、生活上的无私帮助以及精神上的鼓励支持，副导师David Frank教授、历史学院Thomas Bartlett教授字斟句酌的英文核校和润色，魏鸣先生在图版制作、统计软件使用等方面的帮助。 时任拉筹伯大学历史与欧洲研究学院院长Tim Murray教授高瞻远瞩，多方奔走争取了澳大利亚政府和学校的奖学金，接纳了包括王社江、李新伟、马萧林、戴向明等一批来自国内的青年学者。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与他们就一些问题进行的讨论和交流使我受益匪浅。 2007年5月，我的论文由学校送出外审，评议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新英格兰大学Peter Grave博士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部从考古学角度探讨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尝试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同时就篇章结构、作坊产量估算模式、文法拼写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非常中肯的修改建议。2007年8月，我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评审，获得了博士学位。翌年，修订后的博士论文Craft Production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6771BC): A Case Study of a Jueearrings Workshop at the Predynastic Capital Site, Zhouyuan, China由英国牛津考古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2009年初，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时重新梳理并选取了有关石玦生产技术、产品标准化与专业化、工匠身份等几个部分翻译为中文，经过修改后发表在《考古与文物》《华夏考古》《三代考古》等刊物上，引发了学界关注。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由于英文稿知识背景、语言习惯、表达方式在论述逻辑等方面与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去甚远，中文稿若要达到出版要求则需进行大幅的调整增补，而这个工作量几乎等于重写一遍。随着翻译工作的收尾，原本计划翻译之后出版的打算被彻底击碎，我决定将译稿束之高阁，不再理会。 庚子年首，新冠肆虐。距离博士毕业整整第13个年头，因受疫情影响居家隔离，足不出户。多年以来**次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桌前。无意间翻阅旧稿，仍难割舍。我决心根据齐家作坊考古报告及近年来周原考古发掘及研究的成果，除保留核心内容之外，重新谋篇布局，增补因语言问题未能展开的相关讨论。但现在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书稿的增补修订难度。 为符合中文读者的知识背景和兴趣认知，我需要温习检视原始资料、梳理商周手工业考古研究进展，核对统计资料、地层关系、遗迹类别及图表等，修正英文稿中的错讹，增加史料和研究文献。由于繁重的行政工作，我几乎没有大块时间和足够的精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以及几次疫情造成的生活“熔断”罅隙。开展西周手工业生产的全方位多视角探讨的努力，是痛苦和煎熬的。 2021年3月，书稿修订工作完成，由原来的11万字增补到了24万字，后因行文逻辑突兀将中国玉石玦的起源、发展与衰落一节删除。如此代价，仍难脱英文叙述痕迹，中文阅读亦难免窒碍，实在令人遗憾。需要说明的是，现在呈现给学界的《玦出周原》这一以石玦生产来管窥西周手工业生产形态的个案研究，仍然存在诸多我不能解决的重要问题，包括了齐家作坊生产的这种数量庞大但质地差强人意的石玦消费对象、使用背景、作坊产量、采石场位置及原料运输途径与资源控制方式等不容回避的问题。但于我来说，毕竟了却了一个夙愿。 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教授为本书撰写序言，西北大学罗丰教授题签了书名。长期从事周原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北京大学雷兴山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马赛博士帮助增补了许多重要资料并提供了建设性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宋江宁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叶娃博士、李旻博士，南京大学张良仁教授，陕西考古研究院诸多同仁在写作和资料收集过程中给予了诸多帮助。我所安身立命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其浓厚的学术氛围，宽松的工作环境，以及开放友好的交流合作平台，特别是历任领导和师友的支持鼓励尤其令人感念。上海古籍出版社吴长青、贾利民两位先生不辞劳苦，就章节布局、行文风格、核校编排等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向上述诸位师友一并致谢。 感谢妻子郑红莉不知疲倦的操劳和默默无闻的支持，没有她在艰难时期的理解，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