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与法律释论

　　（一）《合同法》第62条第1项适用的前提依据《合同法》第62条第1项规定，适用该项规定的前提是当事人对合同标的的“质量要求不明确”。但是，从标准化的角度来看，并非只要合同对标的的“质量要求不明确”，即可依据该项规定援引标准作为确定合同标的质量的依据。首先，如果合同的标的不属于标准化的对象，①即不存在着相应的标准，就不存在适用《合同法》第62条第1项之规定援引标准的可能。例如，在艺术品买卖问题上，艺术品极具个性化，并不属于标准化的对象，无法制定艺术品的统一标准。在此情形下，就不存在适用《合同法》第62条第1项之规定、援引标准的可能。其次，虽然合同的标的属于标准化的对象，但是如果尚未实行标准化，不存在着相应的标准，也无适用《合同法》第62条第1项之规定、援引标准之可能。因此，只有在合同的标的属于标准化的对象，而且有相应的标准可供援引时，如果合同对标的的“质量要求不明确”，方可适用《合同法》第62条第1项的规定，援引标准作为确定合同标的质量的依据，以填补合同标的质量条款的漏洞。　　在合同的标的属于标准化的对象且存在着相应的标准时，《合同法》第62条第1项之“质量要求不明确”，应包括下述情形：①合同没有约定标的质量的标准（包括未约定标的的检验标准或验收标准）；②合同约定了某项标准或某类标准，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此项标准或此类标准；③合同约定了某项标准或某类标准，但该项标准或该类标准并不适用于合同的标的（“张冠李戴”）；④合同约定了某项标准，但该标准条款属于前述应当认定无效的情形。　　（二）依据《合同法》第62条第1项规定援引标准　　1.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合同法》第62条第1项前半段规定“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依此，合同质量要求不明确时，首先应当援引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其间存在着层级关系。《标准化法》规定，有关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第10条）；有关满足基础通用、与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对各有关行业起引领作用等需要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推荐性国家标准（第11条）；对没有推荐性国家标准、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第12条）。由此可见，制定行业标准的前提是“没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如果存在推荐性国家标准，就没有制定行业标准的必要。依此规定，《合同法》第62条第1项规定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之间存在着先后的顺位，即有国家标准的，应采用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采用行业标准。　　在国家标准中，强制性国家标准依法具有“必须执行”的效力，推荐性标准并无此效力。因此，依据《合同法》第62条第1项前半段规定援引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时，又应首先采用强制性国家标准，只有在无强制性国家标准时方可采用推荐性国家标准。　　在实践中，人们对于采用强制性国家标准.一般不会产生疑义，但对采用推荐性国家标准和同为推荐性标准的行业标准，则可能产生疑义。因为，推荐性标准在法律上并不具有“必须执行”的效力，企业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标准化法》只是从国家实行标准化战略的角度，规定“鼓励”企业采用推荐性标准。因此，人们可能认为：既然推荐性标准只是鼓励企业采用，只有在企业采用推荐性标准作为生产的依据时才对企业有约束力，才能作为确定其所生产产品质量的依据；如果企业没有明确采用推荐性标准作为生产的依据，那么要求其受推荐性标准的约束，要求其生产的产品符合推荐性标准，则并不合理。这种见解似乎并非无理。但是，质量是确定合同标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另一个要素是数量），当合同对标的的质量约定不明确时，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合同就无从履行。依据《合同法》第62条第1项，无论是援引何种标准，都不可能是当事人生产所依据的标准。因此，以必须是企业生产的依据为由，在填补质量要求的合同漏洞中排除采用推荐性标准，并不妥当。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合同法》第62条第1项规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没有限定于强制性标准，并未将推荐性标准排除在外，①因此该项规定援引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应包括推荐性标准。　　2.“通常标准”与“特定标准”　　《合同法》第62条第1项后半段规定“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不同，“通常标准”与“特定标准”所指的各种类型标准不存在层级关系，因而也不存在先后援引的顺序，只要能满足法律上“通常”或“符合合同目的”的要求，都可以成为被援引的对象。　　在《合同法》第62条第1项后半段的文字中，“通常”“符合合同目的”都表明须根据个案情况，援引适合于衡量合同标的质量的标准，并无一定之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就某些类型的标准作为“通常标准”或“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被采用进行一般性的讨论。　　（1）地方标准。按照《标准化法》第13条第1款规定，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可以制定地方标准。地方标准作为一定区域范围内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依据，当然可以成为依据《合同法》第62条第1项后半段之规定所采用的标准。尤其地方特色产品，因其产地限定，地方标准更能体现“通常”或“符合合同目的”的要求。例如，甘肃省地方标准《百合干》（DB62/T411-2007）是甘肃特色产品“百合干”的推荐性标准，如合同的标的为甘肃产百合干，而没有约定质量标准，即可依据《合同法》第62条第1项后半段援引该地方标准，作为确定合同标的“百合干”的质量依据。前述“地理标志产品”的大米地方标准，也可以作为确定特定产地生产大米的标准被援引。　　（2）团体标准。团体标准是我国标准化体制改革的产物。①《标准化法》规定，国家对团体标准的态度是支持和鼓励，即支持在重要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等领域利用自主创新技术制定团体标准（第20条），鼓励社会团体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第21条第2款）。团体标准的制定主体是专业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以及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具有较强的公信力，符合“通常”的要求，可以作为“通常标准”而被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