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评传(增订本)

　　《章学诚评传（增订本）/仓修良文集》：　　一、手段成为目的，博古而不通今　　由于清政府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推行，造成了乾嘉时期社会学术风气大变，与清初相比显然已经大不相同。清初学者治学所关心的是当世之务，他们所提倡的考据，确是为了矫正宋明理学空言心性、束书不观的弊病，并且与反对清初民族压迫的现实斗争形势密切相关。他们提倡“实学”，要求研究历史真相，是为了博古通今，经世致用。所以，研究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和地理形势也就成为他们治学的重点，而各自著作，亦多言有所指，有理论，有思想，观点鲜明，决不作“无病呻吟”。可是，乾嘉考据学者虽然在治学方法上继承了清初大师们所开辟的道路，但却抛弃了大师们治学的精神实质。尽管他们把训诂、校勘等考据深入到经史子集各方面文献，可惜的是，他们把治学的手段变成了目的，为考据而考据，他们囿于古而蔽于今，博古而不通今，抛弃了“当世之务”的目标。考据学成为清廷用来粉饰所谓“乾嘉盛世”的点缀品，成为统治者歌颂“升平气象”的工具。生活在当时的章学诚对这种局面己深表不满，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和许多文章里都批评了这个怪现象，指出：“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动引刘子骏言‘与其过废，无宁过存’，即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又说：“方四库征书，遗籍秘册会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是其研索之苦，襞绩之勤，为功良可不少，然观止矣。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各自成家，无取方圆求备，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庶几先生之志焉者，则河汉矣。余尝语君，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他把这些“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的考据学者斥为“俗儒”，嘲讽他们“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遗憾的是，在当时考据学以压倒一切的优势笼罩整个学术领域的情况下，像章学诚这样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考据学风所囿而予以批评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他们依旧无法扭转整个时代的学术风气。诚如学诚死后5年出生的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1806-1873）所言：“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本来，在当时资本主义继续萌芽发展，新的市民阶层不断出现并与封建经济体系产生矛盾的社会条件下，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应该出现一种新与旧、生与死的对立冲突和尖锐斗争，产生一股生机勃勃、代表新事物新势力的力量。鞭挞旧世界，向往新的未来世界。但是，由于清政府推行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垄断控制了学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从而限制和扼杀了任何进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在这种局面下出现的乾嘉考据学，丝毫不代表社会的进步思潮，依然是封建专制主义幽灵的顽固体现。他们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大胆揭露和批判，更没有对未来新世界的憧憬和追求。他们甚至高呼“回到汉代去”的口号。他们从博古、求古、存古，发展到尊古，甚至是“舍古无是”，泥古不化。看看他们对于当代史迹的关心和记载情况，并与宋代稍作对比，便可一清二楚。宋代史学的*大特色，便是详于当代史迹的记述，能够及时地把现实的社会变化和政治得失编写成书。有的学者早就指出，这是宋代史学*成功的地方。当时由于统治者非常注意时事的编纂，所以激起学者们私人编修当代史的勇气，许多人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当代史著的编撰上。如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自称“网罗收拾垂四十年”，“精力几尽此书”。这与乾嘉学者的“皓首穷经”，把毕生精力埋在故纸堆中形成鲜明的对照。宋代学者私人所编当代史著之多，除李焘所著外，著名的还有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度的《国纪》、王偶的《东都事略》、熊克的《中兴小纪》和《九朝通略》、赵牲之的《中兴遗史》、李丙的《丁未录》、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江少虞的《皇朝事实类苑》、李攸的《皇朝事实》以及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等等。虽然宋统治者偶尔也曾有过几次“野史之禁”，但多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党派和权臣挑起，而且时间相对短暂，危害面也不大，绝没有像清朝一样，上自*高统治者，下至一般的权臣奸佞，一致行动，贯穿始终，波及全国。所以，乾嘉学者私人编修当代史，几付阙如。　　乾嘉学者的“博古而不通今”，再次证明清统治者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残暴及其危害之极！诚如郭沫若同志早已指出的：乾嘉时代考据之学，“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于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