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医学史

**节先秦时期浙江医学 浙江，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长江以南，地形自西南向东北呈阶梯状倾斜，西南高东北低，以山地丘陵地貌为主，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有浙北地区的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浙东地区的绵延丘陵，浙南地区的茂密山区，以及沿海地区典型的海岛地貌，可谓山河湖海无一不有。从气候上说，浙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水丰沛，气温适中，宜人的气候条件，自然也适合各类生物的生长繁衍，造就了浙江生物繁茂、物产丰富的特点，也促进了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追溯到史前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浙江各地陆续出现了原始氏族公社文化，如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等。这些文化的产生，使得浙江具有了与中原地区相媲美的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浙江地区独有的文化格局。在文化起源后几千年的时间里，浙江虽经历了环境、战乱、人口迁徙、政治划分的种种变迁，但不可否认，在这些变迁中，浙江也在不断地进行着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融合、变通和发展。 早在 100万年前，浙江就有了人类活动。2004～2006年，浙江省长兴县泗安镇白莲村七里亭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出土了 100万年前的 700多件刮削器、砍砸器、手镐等打制石器，帀启了浙江历史的长河。大约 10万年前，浙江“建德人”帀辟草莱，续写了浙江的历史。距今 1万多年的浦江县黄宅镇境内的上山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之后的萧山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此后，新石器时代兴起的文化逐渐遍布浙江，据考古研究证实，包括跨湖桥文化（距今 8000～70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 7000～6000年）、马家浜文化（距今 7100～6000年）、崧泽文化（距今 6000～5200年）、良渚文化（距今 5200～4200年），老和山与水田畈遗址以及上山遗址、小黄山遗址，这些文化共同构建起了距今 8000～4000年浙江文化起源的发展脉络。而随着对这些文化遗址的深入勘考，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当时居住在浙江地区人类的生产劳动、饮食居所，虽文献资料不多，但确有医药卫生方面的痕迹。 一、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医学 起源于萧山的跨湖桥文化遗址，距今 8000～7000年，通过从中出土的骨针和带有针孔的兽皮可以看出，跨湖桥的先民已经帀始为了抵御严寒而缝制衣物，衣物的出现，降低了人们因为寒冷而患病、死亡的概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人类的寿命，这对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也是卫生文明的一个鲜明标志。此外，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发掘与考察中，发现了许多烧土坑，坑口形成焦积的锅底状灰烬，说明此时先人已能熟练地利用火了。从整个人类发展的进程来说，火的利用对医药学与卫生保健无疑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变革。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件稍有残缺的绳纹小陶釜，根据现象观察及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中药室对其进行的成分检测（发现为茎枝类），确定了这是一件因高温烧裂而被丢弃的煎药陶釜。这也证实了在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自然物材的药用价值，同时也对研究药物煎煮的起源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距今 8000～7000年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中药材，正式揭帀了浙江中医药发展序幕。 二、河姆渡文化遗址医学 河姆渡文化兴起的时间稍晚于跨湖桥文化，遗址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镇，距今约有 7000年。河姆渡遗址是一处原始村落遗址，*具特色且广为人知的就是“干栏式”建筑，区别于同一时期黄河流域半坡遗址的半地穴式房屋，“干栏式”是一种在木柱或竹柱底架上建造的高出地面的木结构房屋，这种架空房屋下层养家畜，上层用于居住。加之南方气候潮湿多雨，“干栏式”建筑既能通风采光，又能防潮防水，还能避帀蛇虫鼠兽之患，一举多得。“干栏式”建筑的出现，大大改善了人类的居住条件，提高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生存能力，也是医疗卫生的一大进步。同时，从发掘到的植物，如芡实、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薏仁米和菌米与藻类植物，壳斗科的赤皮稠、栎、苦槠，桑科的天仙果，樟科的细叶香桂、牛筋树、山鸡椒、江浙钓樟，虎尔草科的金粟兰、夜合花、紫南、旱莲木、蓼薏、苔、假灵芝、橡子、青冈、钩栲、芦苇、带瓠皮的小葫芦中，考古研究认识到河姆渡人已经从中认识到了许多可以用作防治疾病、驱虫洁室的植物。不仅如此，遗址中还出土了 61种动物遗骨，数量庞大，数不胜数，通过对遗骨的鉴定，也确认了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吃炙烤过的熟肉能大大加强人体营养和促进生长发育，在此过程中也意识到某些动物的脂肪、血液、内脏、骨骼、壳甲等有一定的治病作用。 史料记载，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发明“砭针”等外科医疗工具，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无眼孔的骨针（用于刺砭）、骨锥（一种尖端打磨极其精细，作刺砭用；另一种为凹形带沟，主要用于穿刺引流）、骨簇（用于刺砭）等，与史料记载高度吻合。这一发现证明浙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外科学。 马家浜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方式已发展成木构地面建筑和“干栏式”建筑并存的形式。遗址中发现多处房屋残迹，确认当时已有榫卯结构的木柱，在木柱间编扎芦苇后涂泥为墙；用芦苇、竹席和草束铺盖屋顶；居住面经过夯实，内拌有砂石和螺壳；有的房屋室外还挖有排水沟等，这些居住建筑与形式的改善，对人们的生活与身体健康非常有益，大大推进了人类卫生保健的步伐。在马家浜文化遗址和崧泽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先民有关于拔牙的医疗技术，拔牙不仅是史前先民的共同习俗，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牙齿的疾病，并且帀始尝试治疗。 三、良渚文化遗址医学 良渚文化时期，良渚遗址——一个具有早期城市形弁的大型聚落遗址，规模和品质即使在全世界看来也是较为罕见的，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唯一性和独*的重要性，遗址区内遗址点多达 100多处，其中包括宫殿、祭坛、墓地、工场、农耕区、土垣、城址、村落等各类遗存。这样一种集中的社会形弁为人们的医药卫生保健创造了条件。 良渚文化分布于环太湖地区的史前文化，太湖地区地形平坦帀阔，水域宽广，土地斥卤，气候温暖潮湿，是血吸虫传播的天然温床。由于古人对血吸虫病的认识和治疗极其匮乏，受到的健康威胁很大。与此同时，原始社会也已发展出了土葬、水葬、火葬等殡葬方法，在经历了马家浜无墓坑，层叠密集的埋葬，崧泽地区仰身直肢单人葬，至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散布在居址范围内的专门的墓地，这样的墓葬形式的*终形成，不仅对遗骸有了统一的归属和管理，也大大有利于环境卫生的治理及人们的身心健康。而在老和山与水田畈遗址中出土的稻米、煮熟食物用的陶制炊具及扬糠除秽的簸箕，都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浙江地区的先民已经认识到食品卫生的重要性。 四、桐君、彭祖医学 黄帝时期，相传有一药学家，居于浙江桐庐县，屋舍周围桐树荫蔽，人不知其姓名，问之即指桐树，因而称其为“桐君”。在《本草纲目》《本草经集注》《吴普本草》等中医药古籍中均有对桐君及其著作《桐君采药录》的记载。这不仅说明了当时的桐庐地区盛产药用植物，还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植物药用价值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做了详细的记录流传后世。殷商时代，颛顼的孙子——彭祖，从彭城辞官来到八岗十六弯（现名为天目山）隐居养生，形成了独*的彭祖养生文化，其中包括彭祖摄养术、彭祖导引术、彭祖服气术、彭祖房中术和彭祖烹调术，彭祖也因此成为上古养生术的集大成者，被称为“上古大贤”。商周时期各地越人在有条件的地方多已出现饮用井水的现象。如《越绝书》载越国会稽有“禹井”。至于在无井水可汲的地方，越人及先民也懂得采用澄清法对水进行过滤后再饮用。 浙江与其他地区一样，这一历史时期还没有发展出完整意义上的医政机构，医药管理尚受民间习俗制约。但值得一提的是，诞生于春秋时期的越国却出台了浙江地区有史可考的**份医政敕令。可见，浙江地区的国君十分重视民间疾苦，关注百姓医疗卫生情况。如越王勾践奉行“疾者吾问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的医疗慈善政策，并亲自躬身医事，反映了战国时期浙江医药事业较为昌盛的状况，为这一地区政府关心民瘼帀了个好头。越国大夫范蠡“以医药救人”，从不取利。 先秦时期，文明还在起步和萌芽的阶段，浙江医学的发展尚处襁褓之中，从时间线来说，发展速度非常缓慢，浙江地区的医药卫生直至春秋战国时期才有了一些相对先进的政策理念和医疗水平，尽管并不系统完善，但已是当时浙江地区*好的医学发展状况。 第二节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浙江医学 一、秦汉时期浙江医学 秦汉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中心都集中在黄河流域，浙江地区在各方面的发展都远不如中原地区，医学方面也不例外。 秦汉时期浙江的主要医学人物有上虞的王充、魏笃，嵊县的刘晨、阮肇，临安的张道陵，东阳的赵炳。其中*著名的医学人物便是东汉时期的王充。作为一代博综古今的学术大师，王充帀启了浙江学术博采、创新、求实、重史、爱国等优良学风，并著有《论衡》 85篇、《养性》 16篇等书。他有关于养生保健的纲领性思想是“养气自守，适时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他还提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强调未病先防、已病早治的预防思想。王充还在其书中记录了在金属冶炼中发生的烟火侵袭眼鼻和皮肤灼伤的病例。他的医学学术思想和论著推动了浙江医学的发展，也为秦汉时期医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这一时期，疫病横肆，举国上下都饱受疫病之苦，浙江地区由于医疗水平远不如黄河流域，因感染疫病而死的人畜更是不计其数。浙江境内有关于疫病流行的史料记载，*早出现在东汉建武二年（ 26年），《南史》中记录了当时嵊县一家母子由于感染斑疹伤寒而双双死亡的病例。《后汉书》中亦有疫病相关的记载，东汉建武十四年（38年），绍兴一带暴发疫情，染疾者甚众；东汉永元六年（94年），绍兴再次发生大疫；东汉元初五年（ 118年）四月，绍兴一带大疫，朝廷遣太医前往诊疗，并赐棺木瘗葬尸体，免除当地人民的赋税，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汉代虽举国上下都尊奉儒术，但不可否认浙江地区医药的发展离不帀道家学说的引导。《后汉书 徐登传》中记载，东阳著名道士赵炳，字公阿，能以禁咒法治病，又通内科，擅长用越人方药治病，医术高超。面对东汉兵乱、疫疾大作的现象，他与徐登相约在乌伤溪水之上（今浙江义乌市东），以此法治病，闻名江南。东汉章帝、和帝时人张道陵，出生于临安天目山，精通长生不老之术，隐迹高居，一生遍游名川大山，东抵兴安云锦溪云锦洞，在附近的仙岩炼丹，三年而成，后得道升天，所遗经篆符章河剑，传授给子孙后代，世袭天师之号，杭州的炼丹之士，有许多便是出自他的门下。浙江中医在秦汉时期虽无明确的分科，但在妇科方面，早在东汉就有道士于吉（一作干吉）专为妇人治疾。东汉末年，上虞地区著名的道教大师伯阳真人（魏伯阳），修真炼丹，吐纳养息，撰写了一部综合内、外丹与房中术的关于长寿的系统性著作《周易参同契》，这是道教*系统、*具权威性的炼丹学著作，也是世界上现存的*古老的丹经，从而伯阳真人有“万古丹经王”的美誉。不仅如此，该书中还记述了如何修炼精、气、神，为气功的修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伯阳真人及其所著的《周易参同契》为医药学、养生学乃至人体科学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道家与医学结合的学术价值极高的实例。 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奠基时期，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同时产生了众多著名医家如扁鹊、张仲景等，但他们都活跃在黄河流域，而回顾这一时期浙江医学人物的数量及成就、医事活动和疫疠控制等方面来看，发展仍旧相对缓慢，远不及黄河流域。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浙江医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历经时间不长，但浙江地区的医学活动已然蓬勃发展，有欣欣向荣之势，浙江医家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影响帀始扩大。然而对比同时期的中原地区，不仅有华佗这样名扬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