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

　　《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　　四 现代诗思与散文化　　诗思就是诗歌的思维与表达方式。具体而言，它包括诗歌的感受力、想象力、组织力与表现力等本体性因素。诗歌语言不仅有工具的意义，诗体、音节也不单是外在样式，它们都直接联系着思想和思维的层面，是与诗歌观念发生着根本联系的诗质性因素。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诗体、音节都直接吸收了西方的理论术语、概念范畴、话语方式、表达样式等，形成了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的语体与诗体形态，具有了中国诗歌的现代性特征，这与诗歌思维特征的转变是分不开的。在欧化影响下的现代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自然音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诗歌不得不摆脱格律化的诗体，走向散文化的诗歌道路。这也是“五四”白话诗歌运动不同于古代白话诗歌与民间歌谣运动的根本原因所在。胡适所说的五七言八句的律诗绝不能容丰富的材料，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绝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就是指形式与诗思有必然的联系。虽然“五四”白话诗歌运动的发起者，是从工具与形式层面发动诗歌革命的，但他们却有意无意蕴涵了思想与思维观念的根本转换。工具与形式层面的转换起了思维转换的先导与联动作用。比如，中国古代把诗歌的功能看作是抒情言志，古代诗歌的文体生存是建立在文人士子的交流范围之上的，诗词的唱和是文人的交往与娱乐方式。由于中国古代印刷术的不发达，要靠说唱这种口传形式发挥优势，这就为韵文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现代传媒的发展使得诗歌成了可阅读的对象，诗歌不必歌咏，诗歌再也不主要是“歌”的对象，而是成了“看”的对象。这样，大多数现代诗人把古代诗歌重音律的审美功能，转换到了重意义的表现功能，它体现出的这种诗歌文体的结构性功能变化，就是诗歌的一种深层的现代性的思维转换。　　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诗论家冯文炳谈到什么是新诗时说：“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只要有了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写我们的诗，不受一切的束缚，……我们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自由诗。”他认为，“以往的诗文学，无论是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诗的生成主要在内容而不在形式，而新诗的内容又是旧形式装不下的。用“散文的文字”写“诗的内容”，可以说是冯文炳诗学观的一个核心。而他并没有具体言说“诗的内容”具体指的是什么，但从他对李商隐与温庭筠的评价可以体会其内涵。他说，“李商隐的诗应是‘曲子缚不住者’，因为真有诗的内容”。而温庭筠的词“真有诗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立体的感觉”，温庭筠的词“简直走到自由的路上去了”。他是把诗的内在的健全、整个的想象和浑然的天成这些“诗的感觉”成分当作“诗的内容”的，把这些看作比外在韵律形式重要得多的诗质性因素。可以说冯文炳重视的“诗的感觉”正是我们认为重要的诗思元素。他在评介周作人的新诗时说：《小河》之所以能成为新诗中的**首杰作，是因为它*早脱离了旧诗词的气息，周作人《小河》的这种独树一帜的表现，是他诗思体现了与传统诗歌的本质性不同。他从早年“别求新声与异邦”的文学翻译活动中意识到，只有白话或散文文体才能更准确地转译西方的思想与文学，对于新诗也是如此。散文的形式能让诗歌呈现开放的姿态，能从外部形式到思想内质都获得*大的自由空间，以保证诗的意义单位已不再局限于字词句，而是能扩展到句群、段落、篇章，真正卸掉旧诗的负累与羁绊，从而表现真实的自我，实现人的文学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