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章 五四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节 五四新文学中的现代生命意识 西方现代哲学的内涵是极为广泛的，它包括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哲学流派，但对早期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作用的则是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如果说尼采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把艺术家的生命意义从理性转向意志本能和直觉，从客观世界转向似乎不以客观世界为转移的人的内心生活的深处，弗洛伊德学说则为艺术家打开了从现实生活走向人的潜意识，即走向被压制的本能的世界的道路。毫无疑问，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学说的核心都是围绕着人的“生命”展开的，他们的突出特点是对于个体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高度重视。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学说的这种“生命意识”深刻地影响了在中西文化交汇和撞击中所产生的五四新文学，它不仅强化了中国现代作家的个性独立人格，而且带来了他们对于社会、人生、艺术的崭新观念。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包含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把人从封建理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人的个性自由品格以反叛传统，确立独立自由的现代人格意识。理解中国现代作家这种个性独立意识的形成是我们理解五四新文学中现代生命意识的关键。 中国现代作家的个性独立意识是在与世界文化的广泛联系中产生的，也可以说中国现代作家的个性意识的觉醒寓于世界意识的觉醒之中。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十年之前，留学日本的青年鲁迅就对摩罗诗人雪莱、拜伦倾注了由衷的热情，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宣称，诗人的人格、使命和理想，应当傲然独立，应像撒旦一样敢于同全能的上帝分庭抗礼，敢于反抗社会，独战多数，虽获罪于全群无惧，纵为社会之敌也在所不顾，诗人应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期国人之新生。在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到19世纪欧洲浪漫派诗人的思想、行为、性格，使鲁迅发现了真正诗人的形象，确立了他*基本的个性自由思想。他所呼唤的摩罗诗人在十年之后的中国则由郭沫若遥相呼应，以浪漫的无畏气质化雪莱、拜伦、惠特曼、歌德等人的思想为自己的声音，喊出了个性的强烈雄壮之音。正如郁达夫所说：“我们实际上要把固有的习惯打破，要想做一番事业的时候，总要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在前开道才行，这事实在历史上*早已证实了。”显然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对于中国现代作家个性独立意识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中国现代作家在西方浪漫派的影响下，把人的个性自由看作是人生的*基本目的，进而以此唤醒沉睡的国民，启蒙民众觉醒的时候，他们在自身的思想观念和世界文化发展进程的导引下，必然地与西方现代哲学发生了联系。 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大多数受到达尔文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他们相信文学及社会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循着进化的链条一步步向前发展的，因此他们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大都表现出了一种真切的向往。茅盾就曾说过：“西洋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进而为现实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我国则停留在写实之前，这个自然又是步人后尘。”a故此茅盾断言：“今后的新文学运动应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郑伯奇则从发生心理学的角度认为：“文学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它的文学虽然在一个新的潮流中产生，而先进国家所经过了的文学进化过程，它还要反复一遍。”也同样从文学进化论的角度阐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进入中国新文学的必然性。中国现代作家对社会及文学发展进程的逻辑性思考，使他们有可能趋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及其与此相关的哲学理论，更为实质性的原因则是他们的社会进化观与他们的个性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使他们从西方现代派文学及哲学那里发现了与他们在西方浪漫派文学影响下所建立起来的个性人格精神的某种内在的一致性，这一点郁达夫阐说得十分清楚。他说：“新浪漫派极力地主张个性的尊严，环境的破坏，这一种倾向，确与自然主义未兴之前发达过的浪漫运动相一致。”但是“不完全是前期的浪漫主义者一样的，他们对现实的生活，目前的事实，怎么也不能一概抹杀，不过他们在这一个环境”之中，毅然决然，用了他们个性的力量，在那里战斗。脚踏大地，他们想征服大地。这一种表现的倾向，至少有两三点可以说出来。**，人生内在的当为的能力，因而觉醒了。被宿命论压制了的人类的自由意志，因而解放了。第二，因而主张自己的尊严和自由的结果，对于他人的个性的自由和尊严，也容忍起来了。第三，对于人类生活的见解，因而非常流动了。有这几种的影响在那里起作用，所以现代人的生活，都在向着新的方向展开。鲁迅、郭沫若等早期中国现代作家也大都是从“个性自由的解放与创造”的角度，对西方现代哲学家尼采、柏格森等人表示了由衷的欢迎。鲁迅不仅称赞尼采是一个“个人主义至雄杰者”，而且还直接在尼采的影响下确立了他早期*基本的社会文化观——“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对“据其所信，力抗时俗，示主观之极致”c的尼采诸人倍加赞扬。鲁迅还直接翻译了受柏格森哲学影响的厨川白村的著作《苦闷的象征》，鲁迅曾说，厨川白村“据柏格森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又从弗罗特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柢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d是“很有独创力的”e。进而鲁迅断言：“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f在这里，不管尼采、柏格森、厨川白村的学说有什么不同，但他们对于人的个性生命力的推崇则是一致的，正如厨川白村所认为的那样：“将那闪电似的，奔流似的，蓦地，而且是几乎胡乱地突进不息的生命力，看为人间生活的根本者，是许多近代的思想所一致的，那以为变化流动即是现实”，而说“创造进化”的柏格森的哲学不待言，就在叔本华意志说里，尼采的本能论超人说里……岂不是统可以窥见生命力的意义么？由此我们看到，鲁迅与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联系也正在于对人的个性生命力的发现。而郭沫若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去接受西方现代哲学的，他曾翻译尼采的《查拉斯屈拉如是说》在《创造周报》连载，读过柏格森的《创化论》，认为：“凡为艺术家的人，我看*容易倾向他那生之哲学方面去”，并直接用柏格森“生命的动流”说来解释艺术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还认为“宇宙自有始以来，只有一种意志流行，只有一种大力活用”a。郭沫若与厨川白村的关系也是值得重视的，现在还未能有充分的资料证明郭沫若曾读过《苦闷的象征》，但把郭沫若《生命的文学》与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作一比较，两者的观点极为相似，仅举一例： 生命与文学不是判然两物，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 ——郭沫若 艺术纯然是生命的表现。 ——厨川白村 很显然，郭沫若和厨川白村都把“生命”看作是文学的核心本质，这一点与尼采和柏格森也是一致的，尼采就是认为，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 尼采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不仅从个性生命的角度影响了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人，而且还影响了“沉钟社”“狂飙社”，特别是在高长虹和向培良的创作中溢满了尼采式的精神，正如鲁迅在评价向培良《飘渺的梦》时所说：“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的需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藐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Nichilist）。巴札罗夫（Bazarov）是相信科学的；他为医术而死，一到所藐视的并非科学的权威而是科学本身，那就成为沙宁（Sanin）之徒，只好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了。但狂飙却似乎仅止于‘虚无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队，现在所遗留的，只有向培良这响亮的战叫，说明着半绥惠略夫（Sheveriov）式的‘憎恶’的前途。”在这里，狂飙在于虚无黑暗处的孤独与反抗很显然接近于尼采的强力意志精神。 中国现代作家与尼采、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关系从1926年以后开始淡化，正如郭沫若所说：“《查拉图斯屈拉》结果没有译下去，我但是拒绝了它。中国革命运动逐步高涨，把我向上看的眼睛拉到向下看，使我和尼采发生了很大距离，鲁迅译此书的序言而没有译出全书，恐怕也出于同一理由。”因此我们看到在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里，西方现代哲学的个性生命意识仅仅通过西方象征主义文学思潮与现代诗派和九叶诗群发生某些微弱的联系。至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当陈诠等人再一次掀起尼采热的时候，尼采哲学在那里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和政治条件的制约以及对于尼采哲学理解的差异，已暴露出极为明显的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对立冲突。此外还由于20世纪40年代的尼采热并没有在文学创作中留下引人注目的作品，对此不再作进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