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当代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当代中国书系)

序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当代道义制高点的争夺马克思哲学变革是人类思想史上*壮丽的日出。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问世，实现了“哲学”和“心脏（无产阶级）”的有机结合，不但使人类解放**次具有了现实的社会运动形式，也使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次具有了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从其诞生起，就既是人类思维创新的*高成就，又是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形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实现这一结合的政治组织形式。其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创造了无比威武雄壮的历史伟业。去世界观化是当代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动向随着资本主义世界霸权和全球化的推进，资产阶级对于既得利益的固守和垄断近乎痴迷，而对于革命的恐惧和剿灭也日渐疯狂。除了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进行软硬两手的围堵，思想上对革命学说的扼杀也更为坚决。哲学上去世界观化、非意识形态化是其集中的表现。本来，资产阶级获取政权靠的就是哲学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从而开创了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革命”历史。恩格斯曾指出：“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也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当革命意识形态成为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锐利思想武器时，资产阶级不惜一切代价对其痛下杀手就在所难免了。他们首先是虚化和扭曲哲学。本来，从古希腊的“爱智慧”到近代的“理性知识”，尽管在对哲学的具体理解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但追求真善美却是大的共识。而当代西方主流哲学首先否定了哲学对真的追求，断言其以“不真的存在”为对象，从根本上切断了哲学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因此，它认为有哲学和主义的政治是危险的。哲学是学术，意味着“并不真的存在”，主义则是不能超越的宿命论。曼彻斯特大学教授伊格莱顿（Terry Eagleton）说：“政治一旦成为‘哲学的’，则说明你无事可为。因为哲学不反映现实，只是一种学理上的观点。”平心而论，今天西方的唯心论哲学竟然如此“唯心”，即便近代主观经验论者贝克莱在世，也会自愧不如。它的唯一的所谓“事实”依据，就是选民的情绪。据说那种贩卖主义和哲学的政治家，往往得不到选民的青睐，因为选民关注的是政策带来的实惠，而不关心“智力上的光芒”。但是，不需要太多的智慧就能理解，选民的“民意”是“被塑造”的。只关心日常生活的点滴改善，不关心人类的未来，正是资本主义“维持现状”所希望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通过现行的西方“投票民主”就能够改变世界。用选民的选票去论证哲学和政治的关系，是一种倒果为因的颠倒论证，足见当今西方学术界的浅薄。伪造历史是当代西方主流哲学为自己的观点服务的又一惯用伎俩，它对马克思哲学变革前后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扭曲。据说，让哲学停止对现实政治发挥作用的努力，开始于德国哲学家康德。他把政治分为哲学的政治和现实的政治。哲学的政治是由思想家唱主角，要发现世界和社会的规律；而现实的政治是由政治家操持的，要以良知去解决大众的具体问题。哲学一旦成为政治家的信条，他的政策不仅会偏离现实，而且会阻止社会进步。这种历史叙事之所以可以被称为伪造，就是因为康德的“良知”就是“哲学”，也是“规律（绝对命令）”，而把“哲学（意识形态）”与“良知”对立起来的则是拿破仑及其反意识形态的幕僚。康德虽然主张社会变革不应诉诸革命而应诉诸改良主义的“道德命令”，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但他绝不反对理性的哲学及其现实性。更大的伪造还在于这股思潮断言，黑格尔和马克思虽然对康德的思想提出了挑战，但却对西方人影响甚微，而康德的改良主义则得到了广泛持久的认同。“后世的西方人感到‘没有哲学只有常识’的英国的渐进式革新，才是平稳且值得推崇的。”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英国式的改良主义虽然一直存在，但既不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更不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五年后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总判断：“这个理论把欧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团结在一个统一的战斗队伍中。当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逝世的时候，所有文明国家中的社会形势和政治形势以及我们党所取得的成绩，使他可以瞑目，因为他可以深信，他为把两大陆的无产者在同一面旗帜下团结成一支统一的大军所作的努力，定将获得圆满的成功。但是，如果他能够看到，从那以后我们在美洲和欧洲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那该有多么好啊！”尽管近年来有人不断鼓吹所谓的恩格斯“晚年的反思”，声称其放弃了暴力革命而转向合法“议会斗争”的改良主义，但是我们从确凿无疑的史实，以及去思想的精神实质中可以看到，即便恩格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新情况，提出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斗争，他也始终坚持“革命权是历史权利”不放弃，坚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不放弃，坚持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不放弃。把恩格斯思想打扮成康德主义、改良主义的伎俩是十分拙劣的。至于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描绘成由主义介入政治带来的*大灾难，把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塑造成“哲学”信仰支配政治行为的典型，更是荒唐至极！法西斯主义这种反人类理性的非理性主义，和以探索世界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为基础的哲学世界观毫无共同之处，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反过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抗日战争，苏联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卫国战争，彪炳史册，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这难道不是对否定主义介入政治这一观点的*有力的反驳吗？至于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究竟是因为坚持了马列主义还是因为放弃了马列主义，经过多年的争论，相信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同后者而不是前者。说到底，否定主义介入政治本身也跳不出“主义”，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柏林墙倒塌后，西方的政治家们纷纷以“忏悔的世纪”对“冷战”进行反思，进一步清算政治哲学现实化带来的弊端。他们认为如果不是主义之争，欧盟的整合会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在30多年前就能达到今天的水平；“9?11”惨案也许会避免，巴以关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血腥，因为宗教也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彻底否定主义之争的观点，看起来似乎对不同的主义各打五十大板，而实际上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剂偏方，意在彻底消解马克思主义。事情很清楚，资本主义今天已经不需要“主义”。它需要的是维护既得利益，凭借的是自发性，以确保资本的任性逐利。哈耶克早就从词源上考证了“主义”这一术语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偏见：“我们不妨从两个针锋相对的术语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谈起。这两个术语都被用来指称人类合作秩序，但每一个都带有政治上的偏见，容易使人误入歧途。虽然它们试图对这些制度提出某种见解，但关于这些制度的特征，却使人不得而知。特别是‘资本主义’一词（直到1867年，马克思对这个词还一无所知，并且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只是在1902年W.松巴特（W?Sombart）的石破天惊之作《现代资本主义》出版后，才被看做是社会主义的天敌，引起了一场政治大论战。”他以为，资本主义的一切厄运都是“主义”一词惹的祸，只要解构了“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趋同”以及由资本主义“终结”人类历史就可以畅通无阻了。这些虽然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政客的幻觉，但也向我们严肃发问：以“主义”讲政治，究竟是必然脱离生活、违反民意的绝路，还是真正深入生活、代表人民的必由之路？去世界观、去主义，为什么成为了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基本趋势？哲学去世界观化的结果必定是西方人性论的“普世化”。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哲学绝对不是忽视人的，其对于人的考察，基点是突破“人自身”的界限，从个人历史活动的具体条件及方式上加以把握。其中*为著名的观点就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处于现实历史活动中的人，就不可能是孤立的、封闭的个人，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组成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各种社会集团的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也不可能是孤立自闭的抽象个人，而是由社会关系组合而成的现实的人类（人民群众）；作为人的活动的历史，也不再是杂乱无章、任凭“思想”摆弄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自身规律的客观过程。因此，一旦从现实的人倒退至抽象的人，否定人的社会历史性和客观规律性，就必然以孤立自在的个人为历史主体，以“人自身”的理性或良知为化解社会矛盾的良方。以人性解读历史，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可以收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奇效：一是人性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既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又表达了具体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常识”，不易被挑战；二是人性以人的“自然性”“自发性”为基础，让人容易产生顺之者自然，逆之者反自然的认知，从而不自觉地认同资本主义；三是人性纯属个人品质，体现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因而诉诸人性可以成功地将社会矛盾转化为人品和道德问题，掩盖问题的本质。可以看出，人性史观是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辩护体系的一块基石。实际上，部分学者总是反复地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人为设计”上做文章，以攻击社会主义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流。然而，他们的论述观点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就是在史实上也站不住脚。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传统革命的地方，就在于其通过意识形态凝聚人心，实现了人民的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使得黑格尔由衷地欢呼，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观念创造现实”的时代。而列宁则明确指出观念就是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就是客观真理的实现过程。就是说，不管资产阶级是否自觉意识到，它领导的革命及其后建立的社会制度是由“主义”引导的，都不能为维护既得利益而转向非意识形态化，从而否定历史。人性史观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人性是“自然存在”的，但实际上人性是“历史形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之一，就是阐明了人及其理性不是“构成”（固有）的，而是“自我生成”（进化）的。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人性不仅随着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开创而变化，而且本身便是社会历史进步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现实历史的重要内容。如何看待人性、理性，如何透过人性发现历史规律，恰恰是两种历史观，及其背后的阶级诉求的对立所在。诚如卢卡奇所言：“理性自身不能是某种飘浮于社会发展之上的、不偏不倚的中性东西，相反，它总是反映着一个社会情况或一个发展趋势中具体合理的东西(或具体的不合理的东西)，使之成为概念，从而促进或抑制该具体的东西。但理性的内容和形式的这种社会规定性，并不含有任何历史相对主义。在这些内容和形式的一切社会历史制约性里，每个社会情况或发展趋势的进步性，都是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存于人的意识而有效的东西。至于究竟是把这种向前运动着的东西当作理性或非理性来理解，究竟是把它当成理性而予以肯定或当成非理性而予以否定，这恰恰是哲学里的党性和阶级斗争的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本质环节。”当代西方两大话语体系（主流意识形态的辩护性话语和“生存论”哲学的批判性话语）看起来相当对立，但在当代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它们各自的人性论的出发点一再共同叩问着马克思主义的“底线”：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归根到底是阶级意识、集体体验方式和话语，还是自我体验、个人独白？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归根到底是行动的指南，还是纯粹的理性批判？如果是前者，那就不需要无休止的“解构”，而是需要社会力量的依托、制度（体制）的支撑和共识的建构。上述两点概括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否非意识形态化？尽管马克思主义也可作为个人的世界观（这与它作为工人阶级的整体世界观并不矛盾，而且意识形态一般地也要内化为个人世界观才能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但前提是个人必须进行世界观改造。作为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决不以个人的偶然“境况”为转移，决不允许个人主义的多元化。事情很清楚，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属性，否定其作为行动指南服务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政治方向，搞非意识形态化，不仅使这一哲学只能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更使其批判性丧失了道义制高点而不再具有影响力。所以，能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去世界观、非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决不是可以自由讨论的纯学术问题，它事关能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看到，当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站在历史制高点上看世界时，我们同西方意识形态讲人性问题就不会失利，因为从发展的历史看，西方意识形态人性论的虚伪和丑陋一览无遗。但是，我们一旦摒弃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囿于同资本主义社会谈论人性的圈子，则必败无疑。世界观选择是当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底线”毫无疑问，西方国家鼓吹去世界观化、非意识形态化，绝不是说它没有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思想领域绝没有完全的“真空”。抽象的个人及其固有的属性，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及其世界观基础。抽象的个人特性之一，就是个人同时具有“公民”和“市民”双重身份，而且“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 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非政治性为表、资本主义为里，以非意识形态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控制，这就是当代西方的精神现象呈现出对立互补态势的根源：其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化取向（“历史的终结”就是其典型话语），和哲学、宗教在“非意识形态化”中的个人化、多元化趋势并存。在看似两极（辩护性话语和批判性话语）对立的格局中，意识形态话语的实用化和哲学话语的非批判化，使得这两种话语的功能达到了空前的互补。换言之，其意识形态话语的单一、绝对、霸道与其哲学话语的异质、多元、宽容，有效地稳定了现行社会秩序，并共同构成了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颠覆。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历史的长河行进至此，当中的尘土、泥沙、堆积物已被冲刷殆尽，各类思想确实在“现身”、凸显其“底线”。因此，中间状态的思潮呈现“合流”态势，意识形态的冲突呈现“底线碰撞”态势。这个“底线”，从世界观上看，就是“个人”观。个人主义从来就不仅仅是纯哲学理念，而是一贯在西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政治哲学。“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即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亦即“自发性”）是典型的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的立脚点，是非政治化意识形态用以对抗马克思哲学“历史必然性”“自觉自由”的杀手锏，它借此把社会主义的一切都归结为“人为设计”而大加讨伐。例如，哈耶克在追询社会主义何以容易得人心时，特别使用了“中毒的语言”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些语言本身就预设着某种错误的假定，比如“秩序”一词就预设着“人为设计”和“人为控制”的假定，因而人们一旦谈论秩序，就不自觉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宣传，而拒斥了非人格的、自发的扩展秩序。此类语言还有“社会”“社会性的”等词语，它们可以把不相容的东西拉扯到一起，使价值判断以“描述”的方式表达，因而完全可以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这种分析当然不值得去认真反驳，但他以“自然必然”去否定“人为设计”的用心却一再提醒我们，千万不能遗忘甚至有意放弃“自然”这个领域，而完全退缩到“历史”领域。“自然必然”不属于资本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本色在今天具有特殊的意义。个人主义的直接政治作用，就是不断培养大批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的美国政府“白皮书”就公开鼓吹，通过招募“民主个人主义”者，以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今天的一些所谓“公知”，其实就是“民主个人主义”分子。只不过与当年相比，他们不是向新中国靠拢，而是更自觉地投靠西方。当然，今天中国的实力，已经远高于70多年前，“民主个人主义”的政治动员力变得极其有限，但不容忽视的是其思想渗透力仍强。世界观的改造在今天仍然意义重大。必须强调，我们今天要站到历史的制高点，只能通过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现实发展的历史逻辑才能做到。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现实的历史的阶梯上，如果我们止步于现实的历史发展阶梯，西方就会始终高我们一头。我们必须凭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上升到比他们更高的历史高度，这样才能拥有精神层面上的主动权。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人类历史是自然史的一部分，没有自然辩证法就没有历史辩证法，没有自然（物质）本体论就没有历史唯物论，没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没有科学的实践观。如果跟随西方意识形态的步伐，也去世界观、去唯物论、非意识形态化，必将自毁长城。这就是本书由以切入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