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完善我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研究

　　（二）司法的救济性可以保障人权的实效性　　司法具有权利救济功能，而人权*终都要体现为各种具体的权利，因此，司法对权利的救济便成为人权得以真正实现的重要路径。司法使社会中受到侵害的主体（尤其是弱者）得以通过合法的正当途径维护权利，而人权本身同样体现了弱者的抗争。因此，就二者的理论内涵而言，都具有重视公平、践行正义的目标，扶弱济贫、崇尚平等既是践行人权平等保护思想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司法救济实践当中的关键要素。不论是发生在何种司法场域，司法救济都具有人权保障的功能。司法对人权的救济功能可以分为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但一般来说，一国国内司法实践对于本国公民人权保障的意义更为重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的个体能得到有效的补救。”该公约进一步要求国家承担为公民提供有效司法救助的义务。就我国来说，不论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诉讼，还是发生在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也不论是对不法行为的惩戒，还是对受损害法益的救济，它们都具有强烈的人权保障功能。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司法救济制度和运行体系，公正、高效地进行审判，促使违法受到惩罚或做出赔偿，才能实现满意的司法救济效果。就国内司法实践具体运行来说，救济主体的法定化、救济程序的清晰化、责任形式的明确化、救济途径的简便化，对于真正确立司法救济机制意义重大。　　按照法律运行的过程，人权的法律保障机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人权立法保障、人权执法保障和人权司法保障。所谓人权立法保障，即立法者根据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结合社会中已经形成的人权观念，在对应然性人权进行选择性确认基础上形成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过程。经此过程，抽象的、观念性的人权理念转化为国家法制体系认可的人权法体系，从而为现实中人们权利诉求的提出提供了统一且明确的规范依据，即通常所谓的将“道德人权”转为“法定人权”。人权执法保障就是通过将人权法体系加以实施，借助国家行政等机构的作用，促进法定人权进一步转化为现实中的实有人权。人权司法保障则是法定权利在正常实现受阻或遭受非法侵害时通过诉诸特定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而实现权利救济的模式。人权立法保障、人权执法保障与人权司法保障乃是人权通过法律机制进行保障的三个基础环节。“如果说立法是实现'应有人权'向'法定人权'转化的前提，执法是实现'法定人权'向'实有人权'转化的必经途径，那么，司法（审判）就是'法定人权'向'实有人权'转化中出现故障的救济手段和*终防线。”①这一论述事实上不仅揭示了司法保障在人权法律保障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而且从根本意义上解释了人权司法保障的基本属性。从*基本意义上来说，人权法律化仅仅为社会更好地保障人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权威性依据，正是因为这仅是一种“可能”，所以人权法律保障的目标单纯地依靠人权从观念到制度的转化是无法完成的。由此进一步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实现人权立法的进一步司法化就不仅仅只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更是一种现实的必需。由此，人权司法保障在人权法律保障体系中的根本地位得以树立，这也是我国当前高度强调和注重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现实依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