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的历史

天才抑郁症 “在所有人里面，忧郁的人*聪明了。（他们的忧郁症）会让那种神圣的喜悦放大很多倍，还让他们富有激情……这使他们受到激励，成为出色的哲学家、诗人和预言家等。” 罗伯特·伯顿，《忧郁的解剖》 我们之前提到，在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或者至少是“伪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忧郁（上层男性）天才”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颇具争议，影响力很大，同时又特别矛盾，因为它把疾病当成了一种手段，用来体现非凡的思维才能和创造力。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忧郁症学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年），很快就采纳了这个观点，还把它传播到了全欧洲。*后，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也由此诞生。费奇诺有一套新柏拉图占星学，认为土星代表了忧郁的人（如丢勒 的《忧郁》所示），还明确指出所有的天才和学者都有忧郁症，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土星的影响（见图4）。 显然，在费奇诺这个时代，接纳“天才抑郁症”的概念本来是不太可能的。要是他没有吸收大量不同的论述，支撑形成自身的观点，也不会*终得出结论，认为忧郁症是一种积极的病症。有大量的因素影响了他的想法，包括（世俗式和柏拉图式）爱情的相关论述、各派宗教、炼金术、人文主义以及学者、阶级，当然还有性别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时期，这些忧郁症的元素都非常重要，有时有点复杂，还需要进一步的审视。 忧郁的爱人 爱情是这个时期忧郁症的一个重要层面，比以往还更加重要。在伯顿的《忧郁的解剖》里，它还是忧郁症的一个主要类别。爱情忧郁症，也就是对爱人的渴望，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得到了普遍的认识：炽热的感情会过度燃烧黑胆汁，造成体液失衡。渴望会使人体温度升高，燃烧体液，然后忧郁症就接踵而至。崇高的“英雄之爱”，指的是忧郁的爱人真正体现出了一种更加崇高的爱。这种说法其实源于“单纯的发音巧合”。在希腊语中，“eros”意为爱情，而“只需将‘eros’中的‘e’发成送气音，写作者就可以把这个词变成‘heros’，也就是意大利语中的‘eroe’和英语中的‘hero’（英雄）”。在《论问题》第30卷，亚里士多德提到了许多忧郁的古代英雄，他们历经了黑胆汁的燃烧；同理，对于忧郁的爱人而言，他们的黑胆汁被爱的激情点燃，所以他们和那些英雄一样，有了相似的感受。别看这只是个小花招，它说服了很多费奇诺那个时代的人。也是在那个时代，柏拉图的思想发挥了关键的影响力，引入了爱的过渡，从世俗的爱情过渡为更加神圣、纯洁的爱。这样的过渡标志着“英雄之爱”的理念在逐步演变，忧郁症患者越来越受到神的智慧的吸引。从诗歌、绘画、哲学或普遍的宗教作品里，还有其他各类展现艺术之美的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 在中世纪，各类作品在描写爱情忧郁症的时候，可能是把它看做我们现在说的那种躁狂—抑郁症的发展进程：坠入爱河时，那种狂喜会燃烧黑胆汁。之后，如果没法抓住爱人的心，患者就会变得抑郁、迟钝。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这个变化过程和现代的躁狂抑郁症有什么关系，因为爱情忧郁症在发展机制上，在逻辑上，都和19世纪的躁狂抑郁症截然不同。医学教授米凯莱·萨沃纳罗拉（1452—1498年）探讨过“忧郁症患者的独处”状态。那些“在混乱的爱情里惨遭抛弃的人，会不断地思考、回忆和幻想”。爱情忧郁症患者一般都是修养比较高的人，那种激情“则被称为‘haereos’，因为英雄或者贵族更加频繁地感受到这种情感”。 就这样，忧郁的爱人受到吸引，进入了忧郁症的领域，这在后来的各类作品中屡见不鲜：有一个意大利医生就指出，崇高的爱人“会躲开人群，不和别人说话，而是到死者的坟地里去寻找僻静的地方。这样一个人待着，处在忧郁的状态里，让他很满足。他可能会长时间地沉思，一些事物是多么的美丽”。即便费奇诺还没有把忧郁的概念完全柏拉图化，从上面的文字里，我们也能很清楚地看到，爱情忧郁症是有可能转变成宗教忧郁症的。就像前面说的，人们在中世纪就已经认识到，僧人中有淡漠忧郁症这种病。这表明，为了追求神圣的爱，灵魂可能需要承受苦难。 与这种爱情相关的，是对学术的热爱。一个崇高的学者在探寻知识，而且可能是宗教性质的知识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会患上忧郁症（见图5）。在亚里士多德列出的忧郁英雄里，不仅包括赫拉克勒斯与莱山德等，还有恩培多克勒、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哲学家。学者为了追求智慧，也可能会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从而损害健康。这中间有一个原因，就是撰写医学文献的人把学者的生活和忧郁症联系了起来。这种生活方式有可能既是抑郁的原因，也是抑郁的结果。 宗教与忧郁症：“恶魔的浴池” 忧郁症让教徒们感到困惑：到底是恶魔和魔鬼引发了忧郁症，还是这种病让人产生了幻觉，而看到恶魔和魔鬼？正是在这一点上，才*明显地体现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外来的。据说，忧郁症患者老是会看到各种幻象。那么，当他们身处宗教氛围很浓的环境里，看到很多有宗教（或者邪恶）内容的幻象也就不足为奇。至少，直到18世纪末，情况还是这样。16世纪中期有一个意大利的忧郁症患者，叫弗朗西斯·斯皮拉。这个人很富裕。*初，他从天主教皈依了新教，后来又改信回天主教。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得了宗教忧郁症。他说“他看到魔鬼涌入了卧室，爬得满床都是，还发出怪声吓他；这都不是幻觉，他真的看见身边都是魔鬼”。斯皮拉认为，这是因为他背教，上帝在惩罚他。但其他各方还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宗教和阶级，给出了很多别的解释。这其中鬼神学家要做的，就是区分“天生”忧郁症的症状和由于恶魔干扰而产生的症状。这种看待忧郁症的态度产生了奇怪的副作用，为对立观点开辟了空间。也就是说，忧郁症非但不是恶魔引发的，反而是一种手段。上帝会酌情通过这种手段对人赐予才华，这标志着他的赞许，而不是要对女巫和术士这样有害而邪恶的天才判罪。 接下来，神秘主义又给忧郁症增加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它可以等同于“灵魂的暗夜”。灵魂必须穿过这暗夜，在求得神的谅解和灵知的路上净化自己。即使神秘主义者想通过精神练习来摆脱忧郁症，他们可能也得认识到，抑郁总是要有的，甚至可能还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抑郁，可能说明对灵魂的审视还不够深入。热那亚的圣凯瑟琳（1447—1510年）对待忧郁症的态度，就是一个早期的典型代表。她认为忧郁症象征着“恶魔的浴池” ，阻碍她获得救赎。“忧郁的状态一直持续，让她感到非常窒息，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她呼唤上帝帮她摆脱邪恶的忧郁症，而费奇诺后来却发现，忧郁症能够推动灵魂飞升，飞向神圣的爱。不过，其他人已经注意到，基督本人也饱受忧郁症的折磨。但这样一个悲伤的基督的概念和形象，与斯多葛学派的看法是相互冲突的。该学派认为人必须超脱于情感之上，漠视情感。另外，由于“渴望进入天国，获得上帝的爱”而感到悲伤，是圣昂托尼诺赞扬的一种情感。费奇诺则继续深入挖掘，认为忧郁症实际上可以成为神学与精神思考的出发点。 独处与公民责任 人文主义新兴，提倡社会存在和公民责任的理念，而忧郁症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理念是对立的。因为忧郁症会让人更爱独处，更加厌世，甚至还会喜欢去一些象征着排斥人类的地方，比如墓地。从这里，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出，18世纪末的哥特式文学和忧郁症之间是有联系的，墓园派诗歌就是从忧郁症里汲取了灵感。 在近代早期，城市商业崛起，发展重心不再是农业经济。基于古人的政治理论，人们开始强调一套城市和公民的思想体系，摒弃了沉思、独处，而认同每个人都负有公民责任。这种意识形态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公民人文主义，象征着健康的交际。虽然它好像不利于对忧郁天才理论的赞美，但幸运的是，这个思想的内部是有分歧的。著名诗人、“人文主义之父”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也称彼特拉奇，1304—1375年）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赞美独处，认为他要做研究，就必须得独处。他还过着僧人一样的生活，把这种生活引发的精神问题比作“淡漠忧郁症”，也就是隐居生活造成的一种心情抑郁又倦怠的状态。人文主义者认识到，学者在进行伟大的研究时，可能就会感到忧郁，就像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或者赫拉克勒斯那样（因为这两人是古典英雄的模型）。这种忧郁有时甚至还是必要的。普罗米修斯受苦受难，为人类带来火种，学者在表面上也像他一样，承受忧郁症的折磨，为同胞造福，实现公民社会的目标。但实际上，他们又同时显示出自己能够超越常态的限制，超越个体的局限。他们一方面患有忧郁症，另一方面又出于英雄之爱而追求无限，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矛盾。 忧郁症的光辉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将各种散乱的想法整合起来，促成了文艺复兴时期对忧郁症的美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同时，考虑到他本人也有忧郁症，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他会下这么大的功夫，把忧郁症，至少是轻度忧郁症，描绘得这样美好。他著有系列著作《生命三书》（De Vita Libri Tres，1482—1489年）。在其中的**本《论健康的生命》（De Studiosorum Sanitate Tuenda）里，他详细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黑胆汁临界点的理念——在临界点之下，黑胆汁刚好足以激发天才的创造力，而在此之上，就会过量。 费奇诺强调，学者需要一方面培养忧郁，一方面控制忧郁，还写诗赞美了天生的忧郁体液这种奇迹。他认为，燃烧的忧郁体液是紫金色的，辐射出来的颜色就像彩虹一样。它还能产生精气，完美地满足精神活动的需要。忧郁症和土元素有关系，和土星也有关系，这代表着它既深入探寻了自然世界*深处的秘密，又渴望了解*高天际的真理。或许，忧郁症患者甚至还能传达神的预言，提出一些“从没想过的想法”，预测“还没发生的事件”。在这个时期，有众多思想家附和费奇诺的看法，迪洛朗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写道：忧郁体液在加热后，与血液结合起来，“仿佛会带来某种神圣的喜悦。这种喜悦一般叫作‘激情’。它会激发人的潜能，使人成为哲学家、诗人和预言家，就好像这里边有什么神圣的成分似的”。同时期的诗人说，诗歌或许是来自于上帝。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就是一种英雄之爱，一种神的狂热。从薄伽丘（Boccaccio）的观点来看，他觉得诗人是得到了上帝启发的神秘主义者，他们通过诗歌的形式与其中的意象，来向人类传达真相。基于这些观点，费奇诺与亚里士多德模式的忧郁症建立起了联系，忧郁诗人的形象也从此与大众的想象牢牢结合在了一起，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都十分流行。 费奇诺和盖伦不一样。盖伦认为人体是封闭的，视角比较内向；费奇诺注重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认为身体是开放的，会受到天体的影响。这样，过去的忧郁天才的概念就和占星术联系了起来。在文艺复兴时期，望远镜技术不断发展，带动了占星术的兴起。费奇诺走出这一步，确实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但为什么土星是忧郁症患者的星象呢？乍一看，土星其实并不太像是主管天才的行星。要解开疑问，我们还得回到占星术上来。这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但在9世纪，阿拉伯的思想家依据占星术把体液和天体进行了配对：木星代表多血质，火星代表胆汁质，金星代表黏液质。土星在人们的眼中又干又冷，就像忧郁体液一样；它的运行速度也比较缓慢，似乎符合忧郁症患者的气质；同时土星还是黑暗的，这也和黑胆汁相符，所以它成了忧郁质的代表。另外，土星的神话来源还增添了一些特质，有时候看起来有些矛盾：土星（Saturn，罗马神萨图恩）在希腊被称为克洛诺斯（Kronos）。他是统领黄金时代的神王，但却被儿子推翻（并阉割），*终被迫囚禁在阴暗的地下监室里。这个流放的经历还把他和远行联系在了一起。此外，人们还常常把克洛诺斯和柯罗诺斯（Chronos）混淆起来，而柯罗诺斯其实是时间之神，还掌管生死。通过这些神话的起源，人们认为土星（萨图恩）全面掌管着忧郁症的各个方面，包括脾脏等相关器官。他成了权威的象征，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在各类作品里，他似乎总是在自残，溺水，遭到监禁，这是他*差的形象。 对费奇诺来说，土星象征着*高雅的思考，是学者的主导星象。他利用了柏拉图的“英雄忧郁症”这个概念，又融合了克洛诺斯的神王地位，这样就把土星提升，进入一个看似矛盾的领域里，代表非世俗的、抽象的精神冥思。土星能够激发*伟大的头脑，但忧郁症患者必须警惕不要被它强大的能量反噬。费奇诺花费大量精力，提出了一些建议，帮助控制土星对土象星座的人产生潜在的有害影响——他们不仅要注意饮食，还要佩戴辟邪的东西，用其他行星的互补特质来对抗土星的影响。 除了占星术，炼金术是另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的学科。它玄奥又神秘，但它影响了人们如何去理解抑郁症，构建抑郁症。阿拉伯医学和哲学在这方面产生了很关键的影响：在阿拉伯语中，“al-kimiya”就是炼金术（alchemy）。而且，人们一般认为，阿拉伯医生了解炼金术的实践应用，知道这个学科的使命就是为了把化学元素转变成新的物质，并*终将贱金属变成黄金。对有些人来说，在这个转变过程里探索物质的本质，是一项神圣的活动，因为它需要揭露世界上隐藏的，或者玄奥的真相。渐渐地，炼金术和柏拉图的“理想模型”的理念，还有占星术理念交织在了一起。占星术认为，一个人的体液气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出生日期和地点决定的。现实的人世这个微观世界，和天体还有更高境界的心灵真谛这个宏观世界，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穆斯林文化的作用下，这个理论得以长久地流传、融合。炼金术里还有一个概念“黑化”（nigredo），指的是物质转变的**阶段。人们借鉴了这个概念，把抑郁症比作黑胆汁的“黑化”。这个过程主要受土星的控制，类似于患者在精神上先是短暂地死亡，然后又从中复活。那么总结起来，从占星术角度来说，土星对人类的天才有主导性影响，而炼金术也和抑郁症相连。一旦炼金术和土星紧密结合起来，费奇诺在佛罗伦萨的变革也随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