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阳:南北分野与明代学术

出自原文 在模仿中寻找真实的自我 “乐府”的定义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在此，我们将遵循李梦阳在他的诗集序言中给出的定义，即“乐府”包括“琴操古歌诗”。尽管名称和风格各有不同，但这些诗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以一种模仿民歌的形式写作。“乐府”在李梦阳的诗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作为本书*主要参考文献的李梦阳文集之中，有120首乐府。这使得李梦阳成为那个时代*为高产的乐府作家。 李梦阳以及其他复古主义同人或许并非明中叶**批关注乐府之人。为乐府重新进入明代士人视野铺平了道路的，似乎当属创作了一系列乐府的文坛领袖李东阳。 但李东阳倡导以“质而不俚”的风格创作乐府，他的作品题材主要是历史。 因此，他削弱了乐府之中的俚俗元素，将乐府变为士人的艺术。这与他的后学李梦阳所倡导的乐府截然不同，李梦阳的乐府描绘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例如： 冬十一月 阻舟徐汊 朔风北来 雨雪纷下 禽鸟冻寂 洲村肃夜 缆夫来言 衣单腹饿 波流洄洄 促船难驾 我心凄恻 羽翼傥假 冬夜严寒，诗人被困于荒野之中，以对周围环境的描写展开诗篇。与李梦阳在游记中采用的客观疏离的态度不同，在这里诗人与环境有着密切的互动，寒冷的天气与船夫的苦难触动了他的情感。在整首诗的叙述之中，作者自我的呈现都体现着其诗歌理论：“遇者物也，物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 在一些乐府中，李梦阳试图模仿普通百姓的声音。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诗人舍弃了士人的视角，代之以平凡农夫或者弃妇的口吻。 以《呌天歌》为例： 弯弓兮带刀 彼谁者子逍遥 牵我妻放火 我言官府怒我 彼逍遥者谁子 出门杀人 骑马城市 汝何人 谁教汝骑马 胡不彼而 持刃来 持刃来 彼杀我父兄 我今遇之 必杀此伧 彼答言 奉黄榜招安 嗟嗟 奈何奈何 彼不有官 饥官赈之 出有马骑 我有租有猺有役苦楚 胡不彼而 在此，诗人以一个受到投降叛军和傲慢官吏欺压的普通百姓视角写作，生动地描绘了百姓遭受的苦难。纵观全诗，诗人的自我隐而不显，却并未缺席。在诗序中，李梦阳解释了他作此诗的缘由：“呌天歌者，抚民之所作也。余闻而悲焉，撮其词而比之音”。 尽管诗人选择采用一种民歌式的风格，并保留了原始叙述者的口吻，但他的介入是显而易见的。他选择写下这首诗正是因为它能够引起人们的悲愁。可以注意到，诗人对诗的情感回应并非是在阅读时，而是在聆听时产生。在李梦阳看来，这种歌咏者与听众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真正的诗歌的基础。当然，我们可以将李梦阳这类主题的诗作视为士人对失语者的同情，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 诚然，我们在第六章提到，李梦阳明确指出，收集民歌可以服务于政治目的，它有助于揭示和理解一个地区的风俗，并由此找到*合适的统治方法。不过笔者以为，对李梦阳来说更为根本的关注点在于，帮助学诗之人通过学习民歌表达感情的方式，找到自己真实的声音。著名的《郭公谣》或许是这一目标的*佳展现： 赤云日东江水西， 榛墟树孤禽来啼。 语音哀切行且啄， 惨怛若诉闻者凄。 静察细忖不可辩， 似呼郭公兼其妻。 一呼郭公两呼婆， 各家栽禾， 栽到田塍， 谁教捡取螺。 公要螺炙， 婆要摄客。 摄得客来， 新妇偷食。 公欲骂妇， 婆则嗔妇, 头插金行带银。 郭公唇干口燥救不得， 哀鸣绕枝天色黑。 这首诗展现了一户普通农家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尽管诗人以第三人称视角描绘了导致郭公之妻和新妇之间矛盾的经济困窘，但作为一个看不见的观察者，诗人本身对这一事件既不能置身事外也不能无动于衷。显然，鸟啼与农家的困苦引起了诗人的情感共鸣，这使他尽可能原原本本地记录下了诗句： 李子曰：“世尝谓删后无诗。无者谓雅耳。风自谣口出，孰得而无之哉？今录其民谣一篇，使人知真诗果在民间。於乎！非子期孰知洋洋峩峩哉？” 因此，《郭公谣》是为了证明李梦阳这样的观点所作，即真正的诗歌仍然可以在百姓之中寻得，即使文人学子已经失落了它。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郭家的实际生活经历，而是诗歌创作如何将这些经历生动重现以打动人心。李梦阳议论的*后一句，引用了著名的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据说钟子期能够通过琴声听出伯牙心中的所思所想（高山或是流水），因此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钟子期被视为伯牙的“知音”。显然，李梦阳用这个典故意在表明，他也是这样的“知音”，能够了解民歌之中的价值。但*应该欣赏这种价值的是谁？无疑，李梦阳指的是受过教育的文人学子。尽管记录民歌有助于伸张普通百姓的悲愁，但李梦阳的终极目标，仍然是帮助当代的士人重新发现他们真实的声音。可以注意到，这首诗相当细致地描写了鸟儿的啼鸣，这似乎提醒人们，人的情感可以被自然的声音唤起，这也是李梦阳诗歌理论中的核心观点。 由于民歌*真实地遵循着自然的声音，因此在李梦阳看来，记录民歌确保了受到不正确的作诗方法所误，将诗变为文字游戏的士人，能够欣赏自然的运转及其与情感的联系。根据这种亲切理解，士人得以反思他们的创作方法，并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写出与《雅》相当的诗歌。因此，李梦阳坚信，记录普通百姓的歌谣并不需要诗人隐藏自我，相反，自我的在场是发现自我和表达自我中必不可少的**步。 根据李梦阳的构想，在真正的诗歌于文人学者中已然失落的时代，自我与自然的联结需要民歌作为基本媒介。与李东阳不同，李梦阳认为以*纯正的形式记录民歌本身就具有价值，无需更为精炼优美的文词修饰。在这方面的坚持，使李梦阳被批评为单纯的模仿者，只能写出粗鄙诗句的二流诗人。与此同时，李梦阳对诗人自我、文学形式和自然的关系的分析极为深刻，十六十七世纪的思想界无法忽略它的存在。这些将在结论部分作进一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