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法尚治觅初心——江南区域治理的历史回响与重构

与上海书店出版社合作出版地方法治文化研究作品已五载，在资深出版编辑解永健老师等人指导帮助下，形成了《法字从水起沧浪——历史法治故事的现代镜鉴》《耕读传家习律则——地域文化视野的法治映像》以及本书《明法尚治觅初心——江南区域治理的历史回响与重构》可合称为嘉兴地方法治文化三部曲的成果。从酝酿起意，到策划筹谋，再撰述成稿，个人的“野心”一点点膨胀，试图从以下三个层面探索地方法治文化的研究进路。 首部《法字从水起沧浪——历史法治故事的现代镜鉴》，尝试在地方法治文化研究的广度上进行探索。主要讲述朱买臣、陆贽、屠勋、沈之奇、张元济、褚辅成、徐志摩、沈钧儒等嘉兴名人们的法治事迹，并介绍了嘉兴府争田案、明朝梃击案、清代文字狱、民国七君子案等重大司法案件，不少映衬有强烈的时代法治背景，或者对历史法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乏巧合叠加的偶遇，也有相逢交集的惊艳，让人窥见了嘉兴人、嘉兴事在法治长河奔流进程中掀起的波澜和涟漪。其撰稿取意以一人、一案、一事为中心，选点切入，旁及其余，归入旧案探踪、文中章法、职官执法、司法律政、循法读史五个部分，供参读对照。其撰稿风格亦秉持开放态度，不拘泥于某一特定写作风格，而是考虑素材积累详略不同，既以笔记形式予以罗列整理，又有叙事风格的解读演绎，杂有不少评析省思，基本做到没有自己立意不写，没有新发现资料不写，没有归集整理不写，不简单转述别人观点，避免小说式铺陈戏说，虽不能保证篇篇是精品，但可谓下笔有言、言有所指。撰稿后体会*难之处，在于文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涉及的地方文献大多没有现成整理版本，难免收罗不齐，兼有断句斟酌和逐字打码之累；涉及历史人物的往往只存片言或者语焉不详，难以精准把握全貌。故而该书*大的价值在于地域法治人文资料的广泛网罗，在那些名人先贤的生涯轨迹中发现和察觉法治的影响力量，在一些历史事件进程中探寻法治的演进逻辑，在一些重大案件中道出法治进程的前行坎坷，展示了地方法治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既而稿成，不时从中发现法治领域古今对话的精彩之处，竟是如此琳琅满目，自感走进了法治文化的春天草原，处处有鲜花盛开的风景，收获满满。 次作《耕读传家习律则——地域文化视野的法治映像》，尝试在地方法治文化研究的宽度上有所贡献。继续介绍了刘禹锡、赵汝愚、陈大齐等嘉兴法治人物和法治故事，进而探究了嘉兴律学、刑曹家族、民间叙事等法治现象和明代刑部尚书、现代法政高等教育人士等法治群体，在前期积少成多、“走量”汇集的基础上，尝试从著述史、藏书史、家族史等法治文化现象入手归类整理，力求从更多角度、更多方位、更多层面展示地方法治文化的精彩之处，在一些并不引人注目的地域文化现象中找出法治文化的显性存在，把某些领域的杰出人物聚拢在一起形成群体合影，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剖面展开法治文化的璀璨画卷，共同勾勒出地方法治文化的诸多恢弘场景。这里，从地域文化现象审视法治文化是一个有趣的视角，可使地方法治文化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法律文本解读或按照传统法律文化叙事来构建地方法治文化研究框架，而是突出地方法治文化的自身特点，在传统法治文化的“大叙事”之中增强地方法治文化“小叙事”的存在感。把一个个人物转化为一个群体的视角同样值得期待，可以感受某一时代背景下人物群体的共同命运，诠释国家法治进程与地域人文交集互动的关系。或许，可以让人领略地方法治文化多姿多彩、层林尽染的岁月积淀和时光荏苒，感受到如水如歌、川流奔腾的历史进程中旁支河流的汇集力量，更真切地触摸到法治涌流的内在激荡；或许，可在悠久长远、人文渊薮的历史时空中搜寻法治星空的光芒指引，建构起重大法治事件进程的参考坐标，探求对法治文化研究的诸多启示。 本书《明法尚治觅初心——江南区域治理的历史回响及重构》，则尝试在地方法治文化的深度上掘进发现。 怎样在前期两部作品的基础上，以更多领域、更多载体、更多形式来展现地方法治文化，更好地体现嘉兴及邻近地方的区域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系互动，是笔者在撰述本书时一直思考的主题。因此，本书努力在史料收集运用上有所扩展涉略、在说明论述上更加充分、在编排阐释时更显时空感，既考虑与前两部作品的风格衔接，也考虑作品内容的深度积累，不致内容重复唠叨，遂确定了继续以一人一事一案为主、旁及其余的写作思路，收罗嘉兴为中心的江南区域要案、要人、要事，聚焦重要历史时段、重大历史案件、重点法治领域三个方面，以时间先后编排，分四方面内容呈现区域治理的历史影响。 “熙宁变法秀州狱”版块聚焦北宋熙宁变法（亦称王安石变法）时期，以秀州发生的祖无择诏狱事件串联起多个相同性质的案件，以“全景式”并“散点式”视角涉猎了熙宁变法时期的政坛争斗风云。写完之后不禁感慨，一个地方的系列诏狱事件，竟然贯穿和影响了整个熙宁变法改革全局，显示了区域治理对于国家政治的别样影响。 “明清重案寻踪迹”版块聚焦明清时期的诸多要案，重点梳理、罗列了明嘉靖年间抗倭斗争引发的系列案件、人物、传说，以及清雍正、乾隆年间李督攀附抄家案、查氏科场获罪案、乾隆汪姓分家案等在时间上、人物上或事件逻辑上互相联系的个案，试图阐述明清两朝不同历史时空里国家治理行为对地方法治策略选择的深刻作用。 “天庾正供漕政事”版块聚焦清代漕运制度，通过相关漕控、闹漕个案直击清代漕政的制度演变及在嘉兴这个漕运重镇的影响，把它们当作一场场跨时空、跨地域的对话，揭露漕政制度的种种弊端，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亲历者们的漕政思想、推行举措和个人命运，探讨个体人物参与国家治理、地域治理的有限性和能动性。 “辛亥前后涌风云”版块聚焦辛亥革命前后的嘉兴地区，整理清末庚子事变后至民国反袁斗争时期关乎地方人物命运的重大案件（事件），以时代变革大局中各个案件发生时间顺序探讨了这些案件的共同背景与内在联系，或可使人对当时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有更多丰富的感受，更真实地了解法治车轮在历史上滚滚向前的艰辛轨迹。 就上述已呈现的作品来讲，尚没有形成通贯历史全程的作品，*多以几个法治案件（事件）支撑起了地方治理叙事框架的几根柱子，搭建了初具模样、略具功能的屋子。故本书只是“历时”建构了区域治理的蔓延经脉，以当时的描述记录、现时的研究成果、个人的思考观点，掘出了笔者眼里的法治进程的历史通道。 总体而言，这三本书统以嘉兴地域为审视范围，以法治人物为串联核心，兼以多样化、多维度视角开展地方法治文化研究，内容有浅有深，时空有近有远，也算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呈现了嘉兴地方法治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历史贡献，提供了一个地方法治文化研究的参照样本。希望能够让读者看到更多地方法治文化研究的切入口，更多发现地方法治文化蕴藏的辐射源、爆闪点。能否达成这一目标，要看诸位读者的评价。对此，笔者以为出版嘉兴地方法治文化三部曲的成绩不在于学术思想多么深刻、资料收集多么广博，而在于研究地方法治文化视角的多维度构建，或可供同道审鉴、参考。 从前期凌乱一如斑驳杂彩的万花筒式素材选择，到半途从“乱花渐欲迷人眼”中理出些许归类整理头绪，出版作品至此，笔者已有“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感慨，能够聚焦一地而形成如此丰富的法治文化成果，着实不易、超乎想象；同时，又觉意犹未尽、期待更多。如果对相关内容进行重新编排或撰稿素材准备得再充足些，也许笔者构思的研究路径的维度特点会更加鲜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法治景观会更显特色。如果借此拓宽地方法治文化的研究视野，推动地方法治文化研究的多层面、多方位、多维度展开，那么出版嘉兴地方法治文化三部曲的效果就超出预期了。 “野心”未已，“初心”在否？回望研究地方历史法治文化的历程，有究原未深的焦虑、有赶急完篇的疵误、有资料漏失的缺憾、有苦思剔抉的纠结，等等，都已经呈现在这几本书中，成为文字记忆的一部分。笔者研究地方法治文化的起点，并不在于争一地之名、争一人之论、争一事之实，而在于给法治历史多一个观察维度、多一点阐释空间，让身处历史不同时空、不同地域的人们有更多交流对话，识得法治历史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会总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检验自有记存遗留，功过自会人论评说。庆幸初始明了方向，不急于拘史述纲，才能体会时时发现的乐趣，不作过多的自我限制，一路走到现在，并葆有探索新领域的可能和动能。 再溯源诸多法治变革的初始，制度设计往往倾注了时代考量，制度实施大多寄寓了治理愿景，终究因时势变迁、人事更替、地情不同而治乱兴衰。而地方治理长期是法治历史长河中的枝杈，有其局限性、地域性，也有诸多可能性、塑造性；虽难占据主流地位，却也能时不时地透露历史变革的先兆，潜藏了制度生发的轨迹，甚而有从历史注脚成为变革主角的翻转。鉴此，无论国家法治与地域治理的关系如何变化以及互相影响，坚信只要追寻良法善治的用心不变，法治建设终将汇流趋向更加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