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英

在家走失（后记） 常小琥 我是在北京白纸坊西街长大的，儿时在那里过着无所事事又自我感觉良好的日子，直到毕业找工作，我才离开。所以说，我其实和小县城里走出来的孩子区别不大。这也造成了我的极度晚熟，无论是哪个方面，比如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无所事事并且能感觉到美好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我的小学在白纸坊西街偏东，我家住在西街偏西。每天一放学我们撒丫子就往家跑，这样才能赶上北京台播的《圣斗士星矢》。我家距离稍远，所以每次都赶不上开头五分钟，那五分钟里发生了什么，要等到第二天上学，在早课间听一个叫于博奇的家伙讲给我。由于我太想知道了，其他同学还总围过来插嘴，于博奇就更来劲了，那五分钟能讲两个课间，有的情节也跟我后面看的接不上，我就怀疑有他瞎编的成分。直到有天我使出浑身力气往家跑，居然赶上了动画开篇，那可是我拼命跑出来的奖励，更重要的是于博奇知道后，他说你绝不可能赶上那五分钟，那个距离你是到不了家的！即便我说出那五分钟的情节，他也不信。但是对于我来说，*宝贵的是我可以不再经他讲述，独自去理解那五分钟了。而且如同宿命一般，现在的我仍然在这条路上，寻找那不被人承认、不被人理解的时间。 后来我的小学搬到法源寺附近一所研究院里，白纸坊的孩子要到当街坐公共汽车，坐到牛街南口。两站地之外的世界，对于孩子们可称得上遥远，好在我们会自发结伴而行，你就不会觉得害怕。 某天早上我跑到车站，发现车来了同学却不往上挤。我没来得及多问，用力一蹿就上去了。当车门啪叽一关，我站在铁台阶上，看到同学们都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很快，公交车到了牛街南口但没有停的意思，而是直接开到了下一站，我两条腿哆嗦起来。我带着哭腔甚至是祈求着问售票员，阿姨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她爱答不理地说，礼拜寺。礼拜寺，仅仅比牛街南口多出一站，我却觉得可能再也回不去家了。 我两手攥紧书包背带，担惊受怕中双脚落地的一刻，眼前全是留长胡须、戴白色圆帽的人。他们五官立体，穿着对襟长衫，慢悠悠地聚集在街上，边走嘴里边念叨着什么，路两边还摆满我从没见过的糕点和器物。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更不知道当天是回族的古尔邦节。只记得我仰着脑袋，独自站在街中间，好像所有人都在看我的校服和书包。你能想象那个八岁的孩子有多绝望吗。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奇异国度，连头顶的树都变得无比高大。我早已忘了学校的方向，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那些陌生人身后，闻着弥漫在空气中的神秘香气。 当我意识到周围的模样逐渐熟悉，这才稍稍安心，我知道自己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我居然走回了学校。一进校门，大伙儿就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把我围起来。于博奇说，我们以为你走丢了，我正要告诉老师你再也回不来了。我当时还讲不出什么，无法告诉他我去哪儿了，看到了什么。但他说得没错，我确实走丢了，至于我是怎么回来的，为什么没有事发生，我把它归结为某种神迹。 那时我和表弟常去印钞厂里洗澡，俩人谁都不愿负责装毛巾肥皂的塑料筐。那是个浅绿色的塑料筐，有两个提手，拎久了还拉手。我们便想出个绝妙的主意。于是，每到周末，两个秃小子一人拎着塑料筐的一个提手，以同样的步伐，并肩走在厂区里，大兵们见了都要多看几眼。由于表弟高，我个头矮，所以塑料筐里面的肥皂和毛巾总会掉出来，有次掉的是一大瓶蜂花洗发液，砸我脚面了，生疼。 带着深深的满足感，我们洗完澡，总要站在澡堂门口吹凉风。我告诉表弟，一人拎一边实在太丢人了，不如来时我提，回去你提。表弟说行。很快他发现，这样明显自己吃亏了，因为我们进厂时直奔澡堂，但洗完出来，总要在厂区里乱窜。我们要爬树，要品尝花坛里的一串红花蕊，要在干涸的泳池里扮演圣斗士，或者在警卫连的兵营里，和那帮大兵摔跤。那也是我*神气的时候，而表弟无论干什么都要提着个塑料筐，跟在我左右。每当他也想爬树，也想玩双杠，或者从泳池跳台上往池底看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你，别忘了拿好塑料筐。 他终于明白过味儿了，提出拿塑料筐的顺序应该变一变，但是我提醒他，别忘了谁是哥哥。有时我们玩的时间远比洗澡还要长，甚至天都黑了，他累得恨不能把塑料筐挂在脖子上，有几次还故意扔到地上，踢了几脚。直到有一天，不仅来的时候是我提塑料筐，洗完澡我也主动拿筐，因为我带了个照相机出来。 暮色降临，厂区的地下管道在检修，我们不得不绕路。沿着一排迂曲的游廊，闻着被翻起的土地和松树混合的湿气，我们走到从未去过的印钞车间，那是真正印钞票的工作区。我们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威慑力，不仅身体发冷，还有了尿意。走到高耸入云的虎皮色水塔下面，眼前已接近一片昏黑，只能听到凌乱的凉鞋声。 “给我看看照相机呗，让我按两下。”表弟说，“我帮你拿塑料筐。” 我说那可不行。虽然这是一部傻瓜相机，但是里面有宝贵的胶卷，按两下可贵了。又走了一段路后，天已经全黑了，如果想拍出人影，需要用闪光灯，我告诉他，电池可贵了。表弟不再说话，虽然他比我高，脾气也比我差，但是他沉默了。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只好答应他等走出厂区，我们就在大门口拍照，那里有很亮的灯。我们一人按一下，也不废电池。 可是我们越走越不认路，这才明白印钞厂太大了。我们能听到奇怪的鸟叫，还有那座标志性的德式钟楼，“咣当咣当”响个没完。 “八点了！”我们看着彼此，认真数着。 我们终于走出厂区，不过是朝着家的反方向，一直走到了大观园的南门。 “能拍照了吗？”表弟问我。我们确实需要庆祝一下，至少看到大马路了。 我仰起头，看着面前那块刻着“补天遗”的巨石，决定我们在这下面给对方拍一张。我正指挥表弟，怎么借助月光拍照片，却听到身后有人朝这边说话。 “你们这样可不行。” 是个大人，个子不高，但是个大人。我记得他的脸很白，眼窝深陷，双眉浓重，声音有些沙哑，而且还穿着一身黑衣。我和表弟早吓得不知该说什么。 “给我看看。”他伸手向我们要相机。看着他那副样子，我真后悔带相机出来。觉得如果交给他，一定会被抢走。终于我还是从表弟手中拿回相机，交给了他，这时表弟紧紧贴住那人身边，怕他抢走。 然而那人看了看却乐了，他说你们没开镜头盖呢！表弟看向我，我还死死盯着我的相机。随后那人拿出纸条，用笔在上面写了一串文字。 “这是我的店，你们要是真想学摄影，来这里找我。”他对我们笑着。 他把纸条和相机一起还回来后，我和表弟撒丫子就跑，我的凉鞋都跑到脚跟后面去了。 那几乎是我**次与外部社会产生某种联系。虽然纸条早就扔了，可后来我总在想，他为什么要叫住我们，还让我们找他。直到长大以后，我还是会想，他应该知道我们太小，是不可能去找他学摄影吧。在某个夜晚，愿意给两个傻孩子写电话号码，愿意和他们聊聊摄影的人，可能他也在寻找自己的路吧。 我再一次走失，正是面对着家门口，那时我已经懂事了。但我还是弄不懂，自小便在姥姥家长大的我，怎么忽然进不去家门了。我亲眼看着姥姥在当街喊：“听你妈的话，回你自己家去吧。”我看着她的脸，却听不懂她的话。即使在我后来*无助的时候，依然被这个家拒之门外。因为我的晚熟，对这个家里发生了什么自然一无所知。那似乎只是告诉我，你该长大了。印钞厂的保安把我撵出来，姥姥家的亲人们把我撵出来，可是我没有长大。 当我搬离白纸坊，我举着那个傻瓜相机，对准自己家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成员——床、沙发、书架、电视机、折叠桌和酱油瓶以及肥皂盒——毫不吝惜地按下快门，并且全程打开了闪光灯（可想而知，洗印出的照片和作案现场一样）。我想把这里的一切放大后印在心里，为此我甚至对着每一个房间跪下磕头。我依然一次次地回来，像个孤魂野鬼似的在这条街上游荡。可是我没有长大。 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个习惯——总要把白纸坊那一带走上几圈。我无数次经过和表弟打闹的巷子，经过槐树下姥姥家的窗前，经过富丽堂皇的印钞厂大门，仿佛是在一遍又一遍地证明，我没有长大。至今我还是对无穷无尽的窗子感兴趣，对黄昏日暮时，映照着万家灯火的窗子感兴趣。那些如梦似幻的光线向我转达着，人们吃饭时在谈论着什么，或者为了什么感到忧愁。你可以从外面轻松走过一栋塔楼或是一片幽深的院落，但是几平米的房间内却是某人的整个世界。摆放在书桌上的物品次序，墙壁上的水渍和熏黑印记，茶几与扶手椅上的木纹，以及客厅里的煤烟和潮气，窗子里的神秘世界永远吸引又阻止着我。 所以不断地了解和探索白纸坊，成为令我着迷的事。我读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读王鼎钧的《昨天的云》，看他们以赤子之心去写儿时的感受和梦境，去追溯父母辈那令人心碎的过去，他们平静又坦诚的文字令我也有了书写《如英》的念头，或者说令我意识到，从很久以前我就注定要写这本书了。对于白纸坊，对于父母的人生，对于那些家庭内部的不解之谜，我抱有太久的幻想。于是在长达三年的访谈中，要以写作的名义与父母交流，我才知道他们是“六九届”知青，才真正知道我是知青的孩子，才知道他们对过去的苦难与不甘守口如瓶。 我便这样开启了一场回到过去的探秘之旅。 正是由于极度晚熟，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记忆和判断。我只能向他们反复追问过去的人与事，追问那些细节、动机和各种可能，我只能相信他们。直到母亲在我面前抽噎落泪，直到父亲沉默不语，我才意识到自己拨动的伤疤有多深。我的父母，或者说有着相似经历的一代人，从未真正地融入过社会环境。他们永远活在一种不合时宜的处境中，用尽全力也无法弄懂这一切，无法让自己被人接受，无法获得尊严。他们是被家放逐的一代人，被家诅咒的一代人。我在儿时看到的很多事情，很多选择，以及很多问题，随之也都有了答案。 于是我知道了我的晚熟、我的坚忍、我的愤世嫉俗，我的自私、我的狡猾、我的反复无常，这些是从哪儿来的基因。我也知道了这些是我永远逃离不掉的底色。但他们与我不同，他们从未想过重回白纸坊，那里是他们的伤心地，或者说，家便是他们的伤心地。我的追问一度也激起他们对我的反问，令他们向我寻求答案。我仿佛看到他们始终也没有走出那片伤心地，仿佛看到的全是无望的答案。 即便如此，写《如英》的过程艰难却也幸福。那段日子里，我不仅可以回到八九十年代的白纸坊，还可以与从前身边的人重见。尤其是他们在一起时，不曾说过的话，我在这本书里帮他们说了。他们错过的人，我在书里让他们再度相逢。那些无法化解的误会与遗憾，我在书里替他们解释了。至于他们永远走失的那个家，我也在这本书里，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去。 当我听到伤害过我父母的人说“那都是时代造成的错”，我为他们感到可悲。我觉得苦难与记忆不该分成三六九等、高低贵贱。也许你认为某些人一生的追求或者难以触碰的痛苦，是过于渺小甚至荒谬的，某些人的人生是简单到不可理喻的，但是谁又能界定，多大的苦难才是苦难，多复杂的人生才叫人生呢？我认为即便是令孩子伤心的小事，即便是时代造就的无数重复的苦难，但它降临到个人头上，都不能因为渺小或者重复，就不值一提，就可以删除。 理解苦难，书写记忆，是不是小说家的必要素质？我不敢说。我倒是看到太多人利用机会展示自己，以被许可的身份，奋力地舞弄着他的沉默，我为此感到羞耻。我甚至对于小说家这个身份感到无聊，我可以什么都不是，我可以永远做个在家走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