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孩子解读《儒林外史》

认识《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说起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只要一提到小说，人们必会如数家珍地列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其实，可以和这四大名著比肩的小说还有两部——《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因此，与其说“四大名著”，不如说“六大名著”更为准确，不然，恐怕就是对《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这两部古典小说的“傲慢与偏见”了。 在被称作中国**部小说理论单行本专著的《小说话》一书中，作者解弢曾这样写道：“章回小说，吾推《红楼》**，《水浒》第二，《儒林外史》第三。”显然，在解弢看来，无论如何，《儒林外史》在古典名著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认可《儒林外史》文学地位的名流还有许多，比如，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钱玄同在《寄陈独秀》一文中谈及中国小说时，就高度肯定了《儒林外史》的价值：“弟以为旧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六书耳。” 在为《儒林外史》作序时，钱玄同继续强调：“中国近五百年来**流的文学作品，只有《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到了他这里，四大名著生生被削减成了三大名著，并且用《儒林外史》将《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毫不客气地挤了出去。 针对钱玄同的这一观点，胡适有话要说，于是，他在《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一文里写道：“钱先生谓《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六书为小说之有价值者，此盖就内容立论耳。适以为论文学者固当注重内容，然亦不当忽略其文学的结构。结构不能离内容而存在，然内容得美好的结构乃益可贵。今即以吴趼人诸小说论之，其《恨海》《九命奇冤》皆为全德的小说。以小说论，似不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下也。适以为《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数短篇写生小说。此类之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 这里，胡适一语道出了《儒林外史》作为长篇小说在结构上的不足。他认为，《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相比，明显缺乏故事情节上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不够成熟。关于这个问题，学者蒋瑞藻在《小说考证》中进一步指出：“《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可以说，没有主干的确是《儒林外史》一个显在不足，但瑕不掩瑜，这点终究抹杀不了它在思想上的卓越高度，令众多同类作品都难以企及。 所以，胡适并未因此就轻视了《儒林外史》的文学成就，相反，*后他仍然坚持认为：“故鄙意以为吾国**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胡适依然接受了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的说法，不同的是用《儒林外史》将《三国演义》取而代之。同样，蒋瑞藻也没有因为《儒林外史》“有枝而无干”就忽略了它的妙处，照旧赞叹道：“然以行文论，则笔笔中锋，无有懦语；以叙事论，则句句干净，无有懦词；迥非风云月露之词章家所能望其肩背也。” 迄今所见关于《儒林外史》*早的评点文字，是1803年卧闲草堂刊刻社付梓该作时附上的闲斋老人序。此序对于世人盛赞《水浒》《金瓶梅》“章法之奇，用笔之妙，且谓其摹写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米盐琐屑，皆各穷神尽相，画工化工，合为一手，从来稗官无有出其右者”，十分不以为然地反驳了一句：“呜呼！其未见《儒林外史》一书乎？”言外之意是《儒林外史》的描写刻画功力远在《水浒》和《金瓶梅》之上。 至于鲁迅，虽对中国文学格外挑剔，但对《儒林外史》则刮目相看。而他*看重的就是《儒林外史》的讽刺特色。讽刺被鲁迅当成了针砭时弊的利器，它也是那个时代*能体现文学济世功用的一种力量。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认为：“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而且在他看来，“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吴敬梓）更好的了”。鲁迅的寥寥数语可以看作对《儒林外史》艺术特征的*精准概括。 不过，与胡适、钱玄同等人迥然有别的是，鲁迅没有把自觉传承《儒林外史》讽刺笔法的《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两部名噪一时的谴责小说看得可以和前者并驾齐驱。他以为，就艺术性而论，这两部作品明显不够含蓄和节制，反而过于夸张和放肆，“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因此，鲁迅觉得这样的写法与其说是讽刺，不如说是“谩骂”。他甚至由此得出结论：“……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鲁迅欣赏的这种讽刺风格可以说就是后来一度被广泛认可的批判现实主义写法，现代时期的中国主流作家几乎都在学习和践行这样的写作方法，力图借此来表达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以及建立公平正义制度的社会理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茅盾在《谈我的研究》一文里表达出了这样的观点： 本国的旧小说中，我喜欢《水浒》和《儒林外史》。这也是*近的事。以前有一个时期，我相信旧小说对于我们完全无用。但是我仍旧怀疑于这些旧小说对于我们的写作技术究竟有多少帮助。至于《红楼梦》，在我们过去的小说发展史上自然地位颇高，然而对于现在我们的用处会比《儒林外史》小得多了。如果有什么准备写小说的年青人要从我们旧小说堆里找点可以帮助他“艺术修养”的资料，那我就推荐《儒林外史》，再次，我倒也愿意推荐《海上花》——但这决不是暗示年青人去写跳舞场之类。 站在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茅盾看到了《儒林外史》高于《红楼梦》的意义和价值。于是，他直言不讳：这个时代需要的文学作品是《儒林外史》，而不是《红楼梦》。 然而，历史事实却是《儒林外史》的影响力远不及《红楼梦》的大，甚至连进入四大名著榜单的资格都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但这部书是一种讽刺小说，颇带一点写实主义的技术，既没有神怪的话，又很少英雄儿女的话；况且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什么‘举业’‘选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流小说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不广……” 而鲁迅的解释有替《儒林外史》打抱不平的架势，在为叶紫小说集《丰收》所写序言中，他讥讽道：“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之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胡适说的是这部了不起的小说在内容上和传统小说不大一样，不对大众的阅读口味，所以普通人不容易懂。鲁迅干脆认为不普通的读书人其实读不懂它的伟大。读不懂固然是《儒林外史》不受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其反对科举，蔑视官僚，倡导逍遥无为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应该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原因。另外，在一贯讲究温良敦厚文风的国人眼里，吴敬梓的讽刺性小说笔法极易被误解成“形容刻薄，非忠厚之道”，进而将他的“醒世”苦心低估为泄私愤的“骂世”之举。总之，就是人们的不懂、不爱或者误解导致这部深刻又有分量的作品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今天，阅读《儒林外史》对于我们依旧有着难以替代的现实意义，它通过对读书人那个世界里纷繁真相的空前揭示，体现出作者对制度和人性的深邃洞察。这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勇气。它启示我们的不单是如何思考，更是如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