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体温

旧制度下的公知者 在旧体制时代，皇帝听取不同的政见被誉为美德，颂辞是“广开言路，兼听之明”。 事实上，专制之下的“兼听”，基本上是皇帝个人的雅量，因为并没有与“兼听”相应的政治路径。另外，“兼听”也是帝王术的一种手腕。在中国古代，即使一手能遮住天的皇帝，也是需要平衡术制约局面的。中国的大历史里有两条政治线，主线是皇帝线，辅线是宰相线。皇帝线是抛物线，因为中国的皇帝是家庭承包制，皇帝的水平忽高忽低，起伏落差大。宰相线是平行线，中国的宰相整体上水平比较高，业务素质过硬。好皇帝与差皇帝的区别在能力上，好宰相与差宰相的分野在心地和心术上。宰相是皇帝的战友，是距离*近的手下，但也是潜在的对手。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皇帝受控于宰相，支流漫过主流的案例时有发生，一旦这样的情景出现，则兆示一轮激烈的政治漩涡，甚至惨痛的生灵涂炭。皇帝制约宰相的常规手段，就是“广开言路，兼听之明”。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皇帝中极特殊的个例，他的政治格局以及政治视野的基础，产生于“兼听”。或者换一种表述，刘彻是“兼听”的土壤中成长壮大的苍劲之树。刘彻的政治情操，是和民间的“知识领袖”共建的。他是一位罕见的倾听者，广泛倾听，择善落地，进而再使之制度化。刘彻是宫廷政治的改革者，在中国首次提出并确立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即“独尊儒术”。一位皇帝，不以自己的“圣言”为重，而以一种“系统学说”为大，是很了不起的，*起码是知道天高地厚。此外，他与知识领袖们探索并开创出一种中国古代国家公务员的选拔模式——“察举制”，隋唐之后逐步完善为“科举制”。这项制度一直适用至清朝末年，被多个朝代沿用，基本贯穿大一统状态下的中国古代史。给政府的权力中融入中国智慧，以智慧治国，是这一项制度的重要标识。 汉武帝的霹雳手段和低姿态 中国古代皇帝以年号纪元，由汉武帝刘彻开始，从公元前141年即位，到公元前87年山崩，用过十一个年号，分别是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前六个年号每六年一纪元，后四个年号每四年一纪元，*后的“后元”为两年，共计在位五十四年。 刘彻七岁被立为太子，十六岁承皇帝位，在位五十四年之中，任用过十三位丞相，但只有六位善终，另外七位或被处死，或自尽。仅即位后的前三年，就更换过两位，具体是田蚡、窦婴和许昌，均是树大根深的老臣。其中窦婴被斩首示众，“（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窦婴有罪，弃市。”（《汉书·武帝纪》）皇帝与丞相之间既密切又紧张的矛盾程度，在中国政治史中，汉武帝刘彻是拔了头筹的。 刘彻是西汉第六位实权领导人，之前分别是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公元前195），惠帝刘盈（公元前194—公元前188），高后吕稚（公元前187—公元前180），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公元前157），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刘彻于公元前140年即位，此时建国已经六十余年，他对西汉前期政治生态中的痼疾深恶痛绝，甫一即位，则从意识形态领域下硬手段，进行治国理政的全方位创新与改革。 即位元年，面向全国征召选拔一百多位以儒学为主体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立为“博士官”。并在诏书中明确认定黄老之学，法家，纵横家为“乱国政”之学，不在征选之列。虽然认定为“乱国政”之学，但并不禁止民间的学用，只是申明不适用于国家治理。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二千石为省部级官员，“中”表示中央朝廷官员）、诸侯相（汉代下辖的诸侯国，由中央朝廷委派丞相，后称为相，以区别朝廷的丞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所举贤良，或治申（申不害，战国思想家，兼融黄老之学与法家）、商、韩非（商鞅、韩非为法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苏秦、张仪为纵横家代表人物）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一道征召令是“建元元年冬十月”颁布的。西汉建国后，在历法上“承秦制”，沿袭秦朝的“颛顼历”，以农历十月为岁首正月。一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改革历法、废《颛顼历》，行《太初历》，一年中的岁首正月与今天相一致，定为农历一月。也就是说，这道征召天下儒学贤良的皇令，是汉武帝即位元年的正月发出的，相当于“中央一号文件”，由此可见汉武帝变革朝政的锐意和急迫。 汉代的博士官，地位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是学术资质的国家级认定。比院士稍特殊的是，还兼任皇帝的文化政策顾问，参知政事。用汉武帝诏书中的话表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这道征召令，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指导思想的肇始。汉武帝首批遴选的一百多位“博士官”中，董仲舒和公孙弘这两位“知识领袖”在列。汉武帝刘彻心仪儒家学说在先，之后才有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宏大作为。今天的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董仲舒和公孙弘启发了汉武帝刘彻的向儒心，这是与史实不符的。 汉武帝改革朝政的决心已定，但改变什么？怎么样去改变？心中并不十分明晰，于是，他开始做功课。即位第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向全体博士官下达咨询政见谏言诏书：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汉书·武帝纪》 刘彻向博士官们请教“王天下”的策略，态度端正，谦虚诚恳。“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这一句话用现代汉语表述，“诸位先生众所周知，我天资迟滞，脑子笨，水平和能力有限”。唯我独尊的皇帝，能够自省，能够以低姿态示众，是难得的品德，也是襟怀坦荡的自信。 如何在宽松的社会生态下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诏书中策问的核心问题。中国历史中得以大治的时代，社会生态都是宽松的，自然而然是“天治”，“天治”才能久安。紧张的社会生态，会导致人心局促，会不安。汉武帝提出的问题，是“天问”级的。他要的是“天治”，不是“人治”。 咨询政见诏书的大意是这样的： 朕知道在尧舜（唐虞）时代，以罪衣（囚服）替代刑罚，而百姓们奉公守法，日月烛照之地，莫不宾服。周朝的成康时代，刑罚完备，但置而不用，以宽德及物，教化四海。并礼仪海外，东北疆域的肃慎，北疆的渠搜，西疆的氐羌纷纷来归。天行守常，日月不蚀（古人认为日蚀月蚀为不祥），没有地震，没有洪灾，祥瑞现于郊野，八卦神图出于河洛，这是何等政德才能达到的境界！朕自继大位以来，夙兴以求，夜寐以思，如涉深渊，不知何以达到彼岸？既彰显先帝的鸿德伟业，又能够上参尧舜，下继三王（夏、商、周三代）。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向，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