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思考(第二版)

　　传统文化依靠自身是不能再生的，而西方文化除了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因素，更多的是具有西方民族性，以至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它不可能直接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出路在于，通过创造性转换，把西方现代文化因素转化为本民族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并通过文化涵化过程把西方现代文化同本国传统文化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中国当代文化。当然，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　　传统文化并非一个凝固体，它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种种变异，形成一条“变体链”。但是，这些“变体”之间又保持共同的主题，并同出一源，因而仍有一条共同的链锁连接其间。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严等差、贵秩序”为前提，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修养目标的封建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力图用这种农业社会的精神文化来统摄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并实现科学、民主和现代化，只能是天方夜谭。任何一种学说，无论其生命力如何强大，也难免要与产生它的时代一起“终结”。　　后工业社会理论创始人贝尔认为：“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①这一观点不无启迪。但是，问题在于，当代社会发展与先人们面临的并不是“同样的生存困境”。生态危机的出现，使古老的“天人合一”说露出了迷人的微笑，但是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内核的“天人合一”说不可能解决当今的生态失衡问题，“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也不是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灵丹妙药，如此等等。以儒学为源头的传统文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消除“现代化痛楚”和“发展性危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不可能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民族精神的支柱和安身立命之本。　　现代化同时又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在经济、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市场经济取向与原有社会公平结构的冲突。　　市场经济是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产生的现代经济运作模式。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和目标，就是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能排除，也不能否定作为市场竞争结果的个人收入差别，相反，它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这就同原有的社会公平结构——“大锅饭”体制发生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实际上是现代经济运作模式同平均主义传统的矛盾与冲突，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市场经济取向与原有社会公平结构的冲突。　　问题还在于，在市场经济取向与原有的社会公平结构的矛盾中，又交织着市场经济与客观的社会公平要求之间的矛盾。无疑，市场经济本身也需要相应的公平，即竞争公平。但是，这种公平强调的是程序，主要是一种竞赛式的公平，它不可能排除和否定竞争结果的差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难以避免作为竞争结果的个人收入的差别，甚至悬殊，以及由劳动者个人天赋、技能的差异所造成的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公平要求。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之间既有兼容性，又有矛盾性。　　1984年，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中国将日趋紧张，甚至可能达到尖锐的程度，中国进行改革必须同时加强必要的政策，以解决公平分配，尤其是援助贫困者的问题。应该说，世界银行的这一“警告”是及时的，只是当时它并未引起我们的重视。实际上，效率与公平“关系紧张”的背后，就是市场经济取向与原有的社会公平结构、市场经济与客观的社会公平要求的双重矛盾。　　大量的统计数字表明，当代中国的个人收入平均化和悬殊化在空间上同时存在，而且这种平均化和悬殊化的程度在世界上都十分突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不仅要打破原有的社会公平结构，而且要充分注意客观的社会公平要求。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可能持久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应在重建社会公平中达到高效率，而不应让社会公平仅仅扮演为提高效率而“兼顾”的角色。这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