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诞生

研究中国古代的基础文献，首先当数公元前2世纪由西汉司马迁编著的《史记》。本书也引用了《史记》的多个事例。但是，《史记》所记的纪年，多为君主在位纪年，对照《史记》年表会发现，同样的记事有多个不同的年代。
《史记》有春秋时代的“十二诸侯年表”和战国时代的“六国年表”。这些年表可以总览多国君主的在位纪年。用各国君主的纪年，把各个事件转换成西历，则随处都会产生矛盾。从公元前9世纪的共和时期，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为止的记事当中，近三成的记事有多个纪年。从这个数值可以看出，矛盾背后存在结构性的错误。
据笔者的研究，这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错误地判断了君主纪年的元年从何时开始。
中国早期，与日本的昭和、平成一样，前君主死后新君主立刻即位，同时称元年。但在战国中期，前君主去世的当年依旧使用前君主的纪年，而到次年正月称元年，即开始使用逾年称元法，并逐渐普及。《春秋》和《左传》根据逾年称元法转换和总结了鲁国君主的年代。其后，到了《史记》编纂的年代，此前汉文帝时期的纪年整理误把逾年称元法当作自古有之的做法来加以整理。立年称元法的纪年比逾年称元法的纪年在数值上要多出一年，因此如统计君主死去的年份，其结果是每一代的偏差都被叠加。《史记》编纂在孔子死后哪一年，可以从《春秋》日食历记录的研究中得知。而君主去世年份的统计结果比孔子去世到秦始皇统一期间的年份要多，故必须削减各国的纪年数。后世一般采用的方法是减去十年，也有把五年看作是三年、二年的误记（五与三、二字形相似）的做法。
（二）不了解各国历法上的正月并不相同。
前面我们说过，春秋以前的记事多数是在战国时代整理的，又经过了汉文帝时期的整理，后编纂《史记》。此时，皇帝的历法是统一的。由此产生了“上古的周代历法也是统一的”这一误解。在战国时代以来记述的基础上讨论周王朝及其政治结构，时人主观认为春秋战国时代都使用了周的历法。即使有矛盾，也被当作特例。事实上，从战国中期以前观象授时历（肉眼观察星星的位置来确定时间）的时代开始，正月放在哪个位置，因各国而异。某国的十二月在别国已是新年正月的例子并不少见。从战国中期开始使用能计算至未来的新历法后，根据冬至月是何月这个标准，还产生了三种历法。例如，西历公元前322年年末的冬至，楚（冬至月固定为二月）已是新年二月，魏（冬至月固定为十一月）是旧年十一月，赵（冬至月的下下个月固定为正月）则是旧年十二月。因此该冬至日的记事在楚、魏、赵的记事中就有一年的出入。如果认为他们使用的是同样的历法，就会误认为这些不是同一年份的记事了。整理年表时，此类误解产生了纪年编排的错误。
（三）错误的对照年表创造了错误的纪年。
首先是春秋时代。参照《春秋》《左传》的记述，把各国君主死去的记事添加到可以统揽各国纪年的年表中，根据上述的逾年称元法计算出纪年，便“创造”出了与原本立年称元法的纪年不同的结果。这就是十二诸侯年表。
考古发掘出的文字史料中记载的年代，战国中期以前均以立年称元法纪年，这就产生了现行《史记》年表无法解释的矛盾。
但是，十二诸侯年表中事实上也有部分纪年是按照立年称元法进行编排的。这是因为，《史记》编纂时，有较为丰富的原来立年称元法的纪年记事，在与《春秋》《左传》比较后，司马迁采取了这种编排形式。因仅占其中一小部分，大概是作为特例处理的。
作为参照的《春秋》《左传》虽然使用的是鲁国的君主纪年，但因为整理于战国中期，所以鲁国君主的在位纪年被整齐地转换成了逾年称元法纪年。以此作为参照，《史记》也就自然地创造出了逾年称元法纪年。公元前4世纪《春秋》《左传》编纂之时，逾年称元法这种新的称元法刚刚兴起，因此其编排没有打乱年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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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把战国时代的封君纪年误作王的纪年。
封君是指王之下的国内诸侯。他们有单独的纪年。而且，王的纪年采用逾年称元法（楚王重视传统而用立年称元法），诸侯的纪年采用的却是立年称元法。这个情况在《史记》编纂的时候完全不为人所知。因此，出现了很多把封君纪年误当作王的纪年而产生矛盾的例子。
从被称为战国四君子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的记述中，可知封君纪年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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