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风险研究概论

**章灾害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灾害作为一种自然社会现象，从总体上讲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经常发生的灾害由于具有突发性的特征，长期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社会生活史始终伴随着与灾害的斗争，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个抵御与防治自然灾害的艰难历程。人类在与灾害抗争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灾害知识，但真正从科学研究的视角来认识灾害现象，则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然而，在近40年来的时间进程中，在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灾害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人类的减灾防灾事业和灾害科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节灾害研究的起源 一、古代的灾害认知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给予人类生存的空间、清洁的空气、丰富的食物，抚育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但同时它也时常给人类带来山崩地裂、咆哮洪水、狂风暴雨、干旱饥荒等各种各样的灾难和痛苦，这些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与自然灾害共存，人类是在同自然灾害打交道中成长起来的，人类的足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灾害伴随，故人类对灾害的思考、研究及应对从未间断，几千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技术。 （一）人类社会早期的灾害认知 人类文明早期，人类对自身生存依赖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众多著名的史诗、神话传说和宗教经典（曲彦斌，2008），如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古印度洪水传说《摩奴传》，《圣经旧约》，中国的“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和“夸父追日”等。这些文献和传说无不深刻地显示着人类社会早期人们经历灾害的苦难以及这些惊心动魄的灾害事件所带来的社会记忆。 人类社会早期的这些神话传说和宗教经典是人类早期先民灾害智慧的体现。“女娲补天”是中国上古的神话传说，它讲述的是远古时代，四根擎天大柱突然倾倒，九州大地裂毁，天不能覆盖大地，大地无法承载万物，大火蔓延不熄，洪水泛滥不止，凶猛的野兽吃掉善良的百姓，凶猛的禽鸟用爪子抓取老人和小孩。在这种情况下，女娲冶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砍断海中巨鳌的脚来做撑起四方的天柱，杀死黑龙来拯救冀州，用芦灰堆积起来堵塞住了洪水。天空被修补了，天地四方的柱子重新竖立了起来，洪水退去，中原大地上恢复了平静；凶猛的鸟兽都死了，善良的百姓存活下来。女娲背靠大地、怀抱青天，让春天温暖，夏天炽热，秋天肃杀，冬天寒冷。“诺亚方舟”是西方《圣经 创世纪》中的宗灾害风险研究概论教故事，《圣经 创世纪》记载：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耶和华指示诺亚建造一艘方舟，并带着他的妻子、儿子与儿媳，同时神也指示诺亚将牲畜与鸟类等动物带上方舟，且必须包括雌性与雄性。当方舟建造完成时，大洪水也开始了，这时诺亚与他的家人，以及动物皆已进入了方舟。洪水淹没了*高的山，在陆地上的生物全部死亡，只有方舟中的生命得以存活。 （二）中国古代的灾害认知 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在5000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几乎年年有灾，在与灾害顽强的抗争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留下了许多灾害认知和与灾害抗争的伟大实践。 《春秋》为我国**部真正系统的古史，其中也记载了其二百多年间所发生的重大灾害。此后，又陆续出现了地方志中的“灾异志”，会典中的“荒政”《通志 灾祥略》《古今图书集成 庶征典》等多种灾害史记述、史料汇编形式。同时，产生了一些记述灾害、救荒的专门著作（张健民和宋俭，1998），如唐代的黄子发《相雨书》、宋代的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元代的沙克什《重订河防通议》、明代的伍馀福《三吴水利论》等，它们记载了我国古代历史先贤和统治者对灾害的认知。 简单地说，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灾害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一旦遭遇灾害，只能求助于神，以祈祷、悔过、补失等方法乞求神灵天地，以求消祸解灾。同时，我国古代人们在与自然灾害进行长期斗争过程中，也逐渐体会到灾害的发生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对灾害的防御意识和预防为主的思想也开始形成，历朝历代围绕如何除水旱之害，实施了许多治水兴利、防洪抗旱的水利工程（耿长林等，2000）。例如，在商周时期，出现了以排除积水为主要功能的沟泊系统。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水利工程规模扩大，水利工程开始由防洪排涝转向农田灌溉。战国时代，秦国的李冰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秦始皇元年又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修建了郑国渠；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农田水利继续发展，完成了浙闽江诸沿海地区较为系统的海塘工程。宋代治水，重在黄河，其投入人力、物力数额之巨大，几至倾天下之半。明清两朝对水利重视有加，明代仅在太湖及吴淞江、浏河等修建水利工程就达1000多处，长江堤防也有不少修防举措，在减少、防御自然灾害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清代无论在治理江河、预防水患还是对以灌溉为主的农田水利及直隶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的浚治工程，黄河、运河的修整工程，江浙海塘和珠江三角洲堤围的修建，长江堤防和洞庭湖区堤垸的修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清代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有过一些举措，如禁止盲目的山林垦殖、围湖造田，反对池塘改田等。 （三）日本古代的灾害认知 日本是一个地震、台风、暴雨、火山、洪涝等灾害频发的国家，从有古迹可考的绳文时代开始，日本列岛即有灾害频发的记录。公元8世纪前后，随着汉字的传入，日本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流传下来（王海燕，2014）。例如，作为正史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分别记述了以皇室传承为中心的融合氏族传承与民间传承的神话传说;而地方志性质的《风土记》则记录了各地相传的旧闻逸事。这些神话传说不仅记载了古代日本人的信仰、祭祀、礼仪等内容，而且也体现了古代日本人的灾害认知。 在《日本书纪》中，古代日本人将暴风雨到来的景象视为神明的哭泣和叫喊，类似的将灾害视为神明的现象还有很多，并出现了“灾神”这一形象，这一神明形象至今仍然存在于日本的神明系统中。在日本古代时期，灾害常被视为神明对现世的惩罚或暗示，因此为了缓和与神明的关系，就出现了占卜、祭祀、祝祷等一系列巫术形式，这种将未知力量具体化、形象化的行为，代表了古代日本人对于灾害，主动积极地减轻疏导的开始。根据《古事记》的记载，日本古代时期的祭祀，主要是为了安抚“灾神”与人类的关系，以祈求减少灾害。当时朝廷“神祇官”下有专门的占卜机构，并且有专门的祭祀机构，负责占卜灾害出现的原因，以及祭祀相关的活动。到了钦明天皇时期，朝廷内部有了“祭官制”的出现，这是一个持有王权权力的集政治、军事、思想、宗教为一体的中央祭祀制度，关系着中央地区的祭祀氏族的成立、祭祀官的任命、地方地区祭祀部的设置以及具体安排，这也使得祭祀形式逐渐趋于统一（北原糸子，2007）。古坟时代后期，从中国来到日本定居的秦氏一族，为了治理桂川的泛滥，使其能够成为农业灌溉用水，在现今的京都附近地区开始了水利设施的建设。弘仁九年（公元818年），上野国曾发生了一场大地震，《类聚国史》记载，地震发生一个月后，朝廷向受灾的诸国派遣了使者，并向各国下令，免除当年的赋税、向所有灾民分发赈灾物资、协助房屋建筑的修缮、安葬灾民。这在当时的情况来看，算得上是比较全面的救灾措施。 由此可见，自远古以来，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日本，人类的先民很早就开始了对灾害的观察和记载，并大多以神话、宗教和地方史的形式记载灾害现象，并反映他们对灾害的哲理思考。古代的人们将灾害事件视为上帝或神明的力量，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灾害事件，其起因就在于“天”，自然界运动的失常会导致灾害发生，天灾发生的背后，必有人事的失常，使得上天震怒，天谴灾害以惩罚。随着农业文明的进步，人类也开始主动修建一些工程来抵御灾害事件，以减轻灾害的损失，同时，官府以“祭祀”来应对灾害发生，灾后也采取一些赈灾、救灾措施。 二、现代灾害研究的起源 （一）20世纪初期：灾害系统研究的萌芽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从科学的角度认识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才能尽可能减小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19世纪末，美国逐渐成为世界上社会经济和科技*为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受世界上各种自然灾害威胁*大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学者自然成为现代灾害研究的先驱者。 灾害的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特征塑造了灾害研究起源的地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传统。 20世纪初期，社会学家开始从社会学的视角开启了对灾害本质的探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塞缪尔 普林斯（Samuel Prince）在1920年推出了题为“灾难和社会变化：基于对哈利法克斯的社会学研究”的博士论文，这是学术界*早将灾害作为研究主题的学术专著。其后有关灾害的系统性研究主要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约翰 杜威（John Dewey）是那个时代芝加哥大学*为杰出的社会学家，他在《经验与自然》（1925年）中说：忠实于我们所属的自然界，作为它的一部分，无论我们是多么微弱，也要求我们培植自己的愿望和理想，以致我们把它们转变为智慧，而按照自然所可能允许的途径和手段去修正它们。1929年约翰 杜威出版了学术著作《确定性的寻求》，其基本主题是：传统的认识论是旁观者式的，根源在于人们为了在危险的世界中寻求绝对的确定性，而把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行动分割开来了，书中主张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约翰 杜威较早地意识到，自然界由于存在着洪水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因而是危险的，事实上，灾害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的产物。但他并不认为人类只是屈服于自然环境，而对其无能为力，相反，正是环境问题激发了人们去探究和行动，因此改变了环境，并衍生出进一步的问题、探究、行动，如此无限循环下去。哈佛大学首任社会学系主任索罗金（Sorokm）教授也推出了以灾害为主题的学术专著《灾祸中的人与社会》（Sorokm，1942）。 灾害研究的社会学传统主要关注的是灾害的后果，即灾害发生之后人们会怎么办。因此，个人、家庭、社区和组织面对突发事件和处于压力状况下的行为模式，以及灾后个人心理冲击与社会重建灾后资源分配等问题是灾害研究的主要内容（Tiemey，2007）。 地理学家比社会学家更早地关注自然灾害现象。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自然地理学家关注灾害的视角多是从单一的致灾因子（自然现象）本身的运行机理出发，可能会关注岩浆流和气体压力、大气循环、地壳板块运动和地质构造等与突发的自然极端事件的关系，试图对极端的天气和水文事件做出预测，而不是侧重于灾害的本质和灾害对人和社会的影响（Hewitt，1971）。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地理学教授、美国地理学会前主席哈伦 巴罗斯开创了地理学对灾害本质的研究（Barrows，1923）。1923年他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上发表了“作为人类生态学的地理学”一文，提出人类生态学概念，主张地理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考察环境本身的特征与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而是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反应，地理学以弄清自然环境和人类分布、人类活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作为目标，以人类适应环境的观点来观察这个问题，比从环境的影响出发看问题要明智，人是中心论题，宣称地理学的中心课题是研究特定地区间的“人类生态学”。自然灾害的问题要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认识。但是哈伦 巴罗斯的生态学方法未能得到地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广泛认可，主要是因为其狭义的定义以及对综合现象的片面认识（Ackerman，1963）。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这种方法重新引起了地理学家对环境和灾害问题密切关注。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地理学家、美国地理学会前主席吉尔伯特 怀特，在20世纪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地理学博士期间，深受芝加哥大学哈罗 巴罗斯教授和约翰 杜威教授思想的影响，认为自然灾害是自然和社会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灾害的影响和损失可以通过社会和自然的调整来减轻。他在1945年发表了题为“人类对洪水的适应”的博士论文（White，1945），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两个影响至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