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思想研究

在16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泰州学派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有不少学者认为晚明社会所出现的思想解放潮流与泰州学派有关。换种说法，泰州学派中的一些思想人物未免行为乖张、言论荒诞，与传统儒学之精神显得格格不入，这些思想及行为的异端因素成为打破传统、张扬个性、解放思想的重要动源。也有学者认为该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号心斋，1483—1541）虽是王守仁（号阳明，1472—1529）的弟子，然而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却是一个有别于阳明心学的独立学派。关于泰州学派的归属问题，亦即泰州学派是否是阳明王门的一个流派，还是有别于阳明王门的一个独立学派，当今学术界尚有争议，此一争议涉及究竟应当如何判定泰州学派的思想性质等重要问题。目前，人们似乎默认这样一种处理方法：一方面承认心斋在思想上渊源于王阳明，另一方面也把泰州学派视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 我的观点是，泰州学派属于阳明王门的一个流派，而且认为我们不必过分拘泥于泰州学派的归属问题。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泰州学派的形成及其发展的过程中，其思想上的传承关系往往是比较宽松的，而不具有严密的学术史意味，甚至可以说“泰州学派”之名称本身大有重新考察之余地。的确，以往人们在对泰州学派进行思想研究之际，往往以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的“泰州学案”作为一种前提预设，以为“泰州学案”中所罗列的人物便不容置疑地等同于“泰州学派”。在我看来，“泰州学派”作为一种名称设置，用来指称心斋所开创的、经由王襞（号东厓，1511—1587）、王栋（号一庵，1503—1581）以及颜钧（号山农，1504—1596）、何心隐（原名梁汝元，1517—1579）、罗汝芳（号近溪，1515—1588）等人构成的学术团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泰州学派”之名称是可以成立的，若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则可说该派人物的思想各有特色，且对阳明心学都抱有一种认同意识，这一点同样不容怀疑。至于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判定泰州学派的思想性质，则应首先对泰州学派中各主要人物的思想做一番仔细深入的研究，这才是首要的工作。 然而在着手这一工作之前，却有一项前提性的工作需要去做，亦即对“泰州学案”做一番概念上的厘定工作。事实上，所谓“泰州学派”，通常是以黄宗羲所设定的“泰州学案”作为主要依据的。而泰州学案在《明儒学案》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共达五卷，即卷三十二至卷三十六。不仅如此，而且该五卷泰州学案在整部《明儒学案》中可以称得上是*为奇特的“学案”。因为其中有两个问题令人感到困惑，也一直未得到妥善的解答：一、为什么黄宗羲在六个“王门学案”之外，另设一个泰州学案，并省去了“王门”两字？是否有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那是因为黄宗羲已经觉察到泰州学派是“有别于王学的独立学派”的缘故，抑或另有原因？二、泰州学案作为一个思想群体，其中所列入的那些思想人物是否果真都是泰州学派中人？显然，这两个问题与黄宗羲对阳明学的思潮发展以及明代思想的演变历史的总体把握有关。对此问题的解答，实际上也就关系到我们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确切把握泰州学派的思想特质，同时也必然要重新审视“泰州学派”之所以成立的思想依据。 如所周知，在总共五卷的泰州学案当中，有传且有语录可察者，共计18人。其中非泰州出身者占了绝大多数，尤以江西人居多。可以说，黄宗羲对泰州学案之设定，没有严格遵守以人物出生地以及以人物之间的师承关系为依据的设定原则，而是结合人物的思想类型来进行划分归类的。这一做法本身虽没有错，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比如，其中的赵贞吉（号大洲，1508—1576）、耿定向（号天台，1524—1596）、周汝登（号海门，1547—1629）这三系（各占3卷）的思想人物，就其各自的思想特征来看，是否应当被列入泰州学案？是否都是泰州学派中人？就很值得怀疑。关于“泰州学案”第五卷所列的周海门的学派归属问题，已有学者做了详细论考，结论是无论是从思想传承，还是从思想类型来看，周海门都应归入浙中王门的王畿（号龙溪，1498—1583）门下，而并非是近溪一系的泰州学派之传人。笔者基本同意这一见解，故而无须在此复述。这里主要就赵大洲、耿天台与泰州学派的关系问题略做讨论，*后，对于李贽（号卓吾，1527—1602）与泰州学派的关系也将提出一些商榷性的意见，以此作为泰州学派之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