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啊杭州

故乡之忆我出生在杭州，这是一个被叫做天堂的地方。但是自从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家之后，迄今六十年，大概只回去过四五次。原因是辛亥革命以后，浙江一直被北洋军阀卢永祥、孙传芳等所控制。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浙江又出了蒋介石、陈立夫、戴笠，我的旧友宣钟华、张秋人相继遇难，我就失去了和故乡的联系。解放后我在上海和北京工作，但也只回去过两次。1954年，我随谭震林同志到浙江视察，住了一个多星期。我曾到杭州艮山门外严家弄去探视过我的故居，但这所房子已在抗日战争时期烧毁，解放后成为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农场。我也曾到市内和湖滨去寻找过青年时期的旧游之地，但除了大街上的石板路变了柏油马路之外，相隔三十余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60年我再次到杭州，那时从市容到工业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连“方裕和”“孔凤春”之类的百年老店的招牌也已经看不到了。从那时起，到现在又是二十年了，是不是我对故乡失去了怀念之情呢？那也不是。太平洋战争后，我从香港回到柳州，一天晚上有意摆脱了同难的朋友，独自想到江边去摭拾一些过去的回忆。这一夜月黑无星，灯光黄淡，渡浮桥，中途索然思返，忽然听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絮语，那是十足的杭州上城的乡音，于是想起了李白的“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的诗句。当晚我便写了一篇《忆江南》的散文。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文化大革命”中被“监护”的时期，我常常梦见我出生的旧屋，不仅房子结构和陈设，连某一块地板已经朽折，某一处墙壁已经剥落，甚至我幼年在后院的一棵橘子树上捉金龟子的情景也历历如在目前。因此我想尽管离乡日久，故园之情恐怕是终生难以切断的。浙江不仅是鱼米之乡，而且是丝绸之府。汉代以来，中国就以丝绸闻名于世界。而中国的丝绸，主要出产于浙江的杭嘉湖三府。本世纪初，杭州就有了规模不小的“纬成”“虎林”两家新式丝织厂。后来都锦生从日本回国，又别出蹊径，开办了另一个丝织厂，专织西湖风景和人像的丝织装饰画，是全国唯一的外销产品。从这一点看，浙江的轻纺工业，在本世纪初就有了相当的基础。浙江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可以全面发展的好地方。农业方面，从粮、棉、油、麻、丝、茶到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字，各样俱全。在我的童年，在杭州乡下还可以看到两人合抱不住的香樟树。绍兴、萧山一带，10月间可以看到一片片火一般的红叶，这不是枫叶，而是乌桕。而桕子却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但是，1960年，我到绍兴、萧山去的时候，乌桕已经很少，据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被砍伐了的。至于渔业，浙江除了有一个舟山大渔场之外，淡水鱼也十分丰富。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解放初期，华东局派了一个工作组到浙江去复查土改成分，后来工作组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其中说：贫农的成分，可能划宽了。因为他们看到贫农家吃的是大米饭，而且还有鱼虾等等。陈毅同志在这个报告上，写了一个很有风趣的批示：“二杆子！你们用西北边区的眼光去看浙江，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不仅浙江这个鱼米之乡，连我们四川的贫农，也是吃大米饭的。”也许有人会说，浙江的牧业不过是养猪和家禽吧，那么，为什么会有“湖羊”这个闻名全国的品种呢？过去，有人把“文弱”这个词加在浙江人身上。我认为浙江人文则有之，弱则未必。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