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既然如此，制裁就是所有道德规范的基本要素，它自然会成为我们考察的首要对象。所以，头几篇演讲所要处理的便是制裁理论。我们已经区分了制裁的几种不同形式：刑事制裁、道德制裁、民事制裁；我们也已经找到了所有制裁的共同基础，并从这一基础出发，考察了这些差别是如何被确定下来的。有关上述制裁的研究，独立于对规范自身的任何考虑。所以，正因为我们分解出了制裁的共同特征，才能诉诸规范。这种科学的重要部分（即核心）便存在于规范之中。　　规范有两种类型。**种类型适于所有相似的人。也就是说，这些规范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是相应的，即与我们中间作为我们邻人的每个人都是相应的。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对我们的同胞来说，所有规范都必须依据尊重人、推动进步的原则，对所有人来说，这些规范都无一例外地同样有效。与此同时，这些普遍的道德应用规范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每个人与其自身的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被称之为“个体”道德准则的规范；一类是除了特定的族群之外，我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上述两类规范为我们规定的义务，皆来源于我们天生的人性，或者是我们发现与我们自身有关的其他人所具有的天生的人性。所以，在一致的道德意识面前，这些规范不能随着个体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已经检验了这两类规范中的**种类型，在后几篇演讲中，我们将要研究第二种类型。顺便提一下，我们不必感到奇怪：尽管这两类道德在某些方面具有紧密的联系，但我们依然要分门别类地处理它们，把它们当作科学的两个极端类型。这样划分是非常有道理的。实际上，个体道德准则的规范，其功能在于把所有道德固定在个体意识之中，广义而言，这是它们的基础，其他所有一切均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另一方面，那些能够决定人们对其同胞，也就是对其他人究竟负有何种义务的规范，构成了伦理学的*高点，即顶点，它是所有一切的升华。所以，我们进行考察的顺序决非是一种人为的顺序：它与物的秩序一一对应。　　不过，在这两种极端类型之间，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义务。它们的基础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天生的人性，而是特殊的属性，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看到了这一点：道德随着践行道德的能动者而发生变化。他说，男人的道德不同于女人的道德，成年人的道德不同于孩子的道德，奴隶的道德不同于主人的道德，等等。这种看法切中肯綮，今天适用的范围恐怕比亚里士多德所想象的还要广。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的义务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实，这很适合我们去年研究的那些义务，我的意思是说那些从整体上构成家庭的权利和道德义务。在那里，我们确实发现了性别的差别、年龄的差别以及由亲属关系的远近造成的差别，所有这些差别均对道德关系产生了影响。同样，我们将要研究的义务，简言之，公民义务或人对国家的义务，也属于这种情况。既然所有人并没有臣服于同一个国家，那么他们的义务便有所不同，甚至有时候是对立的。且不论完全由敌对势力造成的这种局面，公民义务也随国家的不同而变化，所有国家并不是有着同样的基础。贵族制国家的公民义务与民主制国家的公民义务就不同，民主制与君主制也不同。不过，家庭义务与公民义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共同的基础。原则上讲，每个人都属于家庭，都创建了家庭。每个人都是父亲、母亲、叔伯，等等。所有人不能同时拥有同样的年龄，所以他们在家庭里的义务也不同。当然，这些差别都是暂时的，各种各样的义务无法同时实现，只能逐一实现。任何人都必须承担义务，至少在通常情况下如此。惟有性别差异会延续下来，却也逐渐变得徒有其表。同样，公民道德也依据国家而变化，不过，既然每个人都是国家的臣仆，也必然有其义务，无论何地，这些义务在基本特征上都有相似之处（如忠诚和服务的义务）。任何人要想生存，就必须成为国家的公民。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有一类规范却是多样化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职业伦理。作为一名教授，我不必去履行商人的义务。企业家的义务与士兵的义务、士兵的义务与牧师的义务也迥然不同，如此等等。在这样的联系中，我们可以说有多少种不同的职业，就有多少种道德形式。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只能履行一种职业，于是这些不同的道德形式便完全适合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上述差别甚至发展到了截然对立的地步。这些道德不仅各自有别，某些类型甚至势不两立。科学家的义务就是诉诸批判，用理性而不是权威来统摄判断；他必须让自己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牧师和士兵的义务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在规定的范围里被动服从，完全是强制性的。有时候，医生有说谎的义务，不能告白真相。而其他职业的人却可能有一种相反的义务。所以，在每个社会里，我们都可以找到并行起作用的各种各样的义务。我们所关注的，恰恰就是这一部分的伦理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根据它所具有的不同特征，赋予其不同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