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洲的恶魔和商品拜物教

　　《南美洲的恶魔和商品拜物教》：　　从下层阶级的角度来看，这只是构成当地社会的基本矛盾的一种表现。两种对立的生产和交换系统同时运行：互惠和自我更新系统，以及不平等交换和自我消亡系统。　　这种对立结构也可以在农民生产领域中看到。在男女生儿育女和拒绝或接受取代传统做法的“绿色革命”技术方面，这一点尤为突出。抚养孩子的义务落在妇女身上，但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也会回报这种关心；而父亲则被称为苍蝇，“那些蜇了人又飞走，把卵留在腐肉里的人”。将绿色革命技术和农民农业进一步商业化的少数倡导者是男人。这种创新需要将多年生植物连根拔起。妇女们强烈反对这种做法。远离新技术的女性说：“它们给我们的很少，但它们给了！”只有男人驾驶和拥有拖拉机，男人在贷款和与政府打交道方面受到青睐。女人害怕新的金融关系，害怕负债，害怕一种一年只能提供一到两次收入的经济作物模式。她们担心自己的后代在等待收获时会饿死，也担心自己的土地*终会丧失。农户的发展周期集中在母系的再生产上。随着年轻家庭年龄的增长，生活在其中的女性比例增加，将妇女和土地集中到一个生产单位。男性进入家庭以外的职业和住所，而女性则坚持种植多年生植物。妇女在家庭之间借贷和还债，并管理食物的分配。通过妇女.家庭由许多父亲的子女连接在一起。妇女希望坚持的物质生产模式和与她们有关的后代繁衍的社会模式都是周期性的、自我延续的交换结构。然而，男性农民的交换模式，无论是在生育还是在他们所支持的新的物质生产模式中，都远没有那么有周期性和互惠性，并且趋向于男性无产阶级恶魔契约所描绘的极端情况——结束所有交换的交换。　　但只有当该地区被视为一个整体时，这种对立才被清晰地确立和明显地体验到，并被投射到农民当家作主和农业企业生产之间的对比中。文化中固有的一种思想模式，即使只是勉强和混乱地承载在意识中，也会被威胁到这种模式根源的新经验更加牢固地固定下来。正如列维一斯特劳斯所暗示的那样，这种经验在理智上仍将是分散的，在情感上是无法忍受的，除非它融入了群体文化中的一种或另一种模式。他指出，“这种模式的同化”“是主观状态客观化、表达不可言说的感情以及将不清晰的经验整合到一个体系中的唯一手段”（1967a:166）。　　在这种情况下，体系是一个有组织的矛盾体，两个对立的极点通过彼此的对比反映而相互激活。农民一方的理想是互惠和循环交换，保证生产、再生产和生育。相比之下，在种植园那里，剥削、人际关系的贫乏和死亡与财富的生产共存。前者被认为是自我延续的，而后者是自我消亡的。正是这种通过讨价还价的交易中止了社会交往，并让社会屈从于物的王国。随着其各种表现形式的层层剥离，矛盾的内在本质被揭示出来：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塑了社会交往的基础，并使之屈从于物之间奇妙的关系形式，人格和物格就成了争论的焦点。　　波兰尼所说的“商品化虚构”恰恰是人与物的这种社会组织性的混乱，它是由商品统治对考卡山谷南部下层阶级的攻击造成的。然而，尽管商品化虚构具有虚构的性质，但它在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是真实有效的：它提供了市场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正如马克思提醒我们的那样，正是这一社会原则同时组织和侵蚀了人类社会，它将活跃于社会上的人的创造力消耗到一个被认为充满魔法式活动的物的世界中。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世界。这种对市场和商品的批判与其早期对上帝的批判相似。人以自我异化的行为创造了上帝，其结果是上帝被视为创造了人。人类创造性想象力的产物迷惑了创造者。人类变成了他自己创造性力量的被动的后代，这种力量被拟人化并被赋予生命特征，以至于人类否认了自己创造物的作者身份。像上帝一样，市场和商品也是如此——人类创造的社会实体，却在集体想象中作为被赋予了生命的存在而发挥作用，人类赋予其生命却否认了自己。人类集体创造的产品以虚幻的客观性笼罩着他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