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的当代视野

前言：寻找政治的边界 一、 本书的基本主题 政治历来就是有边界的，甚至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划界的行为。当我们说一个人是“搞政治”的时，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是说他是“搞斗争”的？当然，所有政治活动都涉及某种或某些形式的斗争，一个“搞政治”的人总是会经常性地处于与其他人的斗争之中。但政治绝不仅仅是斗争，也没有多少人会“为了斗争而斗争”，甚至乐于斗争。对政治而言，斗争只是一种手段，它往往服务于“抢地盘”的目的，而“抢地盘”就是政治行动者之间人为地划分边界的行为和过程。所谓“抢地盘”，对于个体而言，就是在某件东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使它成为“我的”。如果政治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在所有个体之间展开，使所有人都必须与其他人争夺属于“我的”东西，结果将是如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这里，战争状态也属于一种政治状态，但却是一种非文明甚至反文明的政治状态，因此，对于个体而言，要去过一种文明的生活，要以文明的方式“搞政治”，他们就必须找到一种办法来终结彼此间的战争，这种办法就是——把“抢地盘”的行为从“我的”行为变成“我们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之所以会产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主要是因为“我”本身缺乏边界，而当每一个“我”都必须与“一切人”“抢地盘”时，他们将很难诉诸文明的斗争方式。所以，政治文明的首要标志就是形成了一个边界清晰的“我们”，进而，当作为自己人的“我们”仍然不得不在某些时候互相“抢地盘”时，就可以比在与外人“抢地盘”时采用更加文明的方式。所以，政治是一种划界的行为和由因为这些划界行为所产生的各种边界构成的行为空间，而政治中*重要的边界就是不同政治行动者为了能够文明地“搞政治”而为彼此划定的边界，也就是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边界。 边界保障了文明，这在20世纪的民族国家发展史上得到了广泛的印证。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事实上是一种“筑墙”的运动，所有实现了解放的民族都是成功地修筑起围墙的民族，而那些未能成功筑墙或所筑围墙不够坚固的民族至今仍然处于事实上的被奴役状态，而作为被奴役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被挡在了现代政治文明之外，无法分享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解放似乎是由边界定义的。一个民族能否实现解放，取决于它能否确立和维护与其他民族间的边界，这种边界除了国界这一实体性的界线，更重要的表现是主权这一抽象的界限。同样，一个个体能否实现解放，也取决于他能否确立和维护与其他个体以及更重要的与国家间的边界，而这种边界就是他作为一个自主的个体所拥有的那些权利。无论如何，边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而现代意义上的解放——即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就是要让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民族国家而存在的每一个政治行动者都获得自我保护的能力。 民族国家让人们不必与世界上的所有人一起“抢地盘”，却并没有消除划界行为。相反，在民族国家内部，同胞公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与其他人“抢地盘”的关系和活动之中，只不过，相比于与非同胞的交往，同胞间的划界行为通常采取了更加文明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向现代人的头脑中注入了一种边界意识，当他们意识到国家是为保护他们而存在时，就会将自我保护作为他们在国家中一切活动的*终目的，而这不仅造成了国家内部边界的林立，更将划界从一种防御性的行为变为了一种扩张性的行为。这里的逻辑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围墙？因为如果没有围墙，其他人就可能干预甚至侵入我们的生活，而要保护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就需要围墙来将所有我们不欢迎的人挡在墙外；既然围墙是为了保护我们生活的自主性，那我们的生活空间越大，生活的自主性自然也就越高，因而，要让我们能够更加自主地生活，就需要把围墙不断往外扩张。比如，在现代政治条件下，要保护自己，每一个人都必须能够去影响公共决策，而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就是他与其他人的边界，在理论上，他可以通过对公共决策的否决来反对任何人对他的干预。当然，事实上并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单凭自己否决对他不利的公共决策，因而，要更好地保护自己，他就必须将边界外扩，通过寻求与其他人的结盟来获得对公共决策的更大影响。而在公共决策几乎总是以牺牲某些人的利益来保护和促进另一些人的利益的条件下，他的自我保护的行为就变成了一种可能侵犯他人的行为。结果，边界意识就变成了一种扩张意识，而划界行为在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损害性的行为。 边界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活空间。在边界之内，我们可以自主地决定生活的目的，也可以自主地决定如何运用不受外人干预的资源来达成这些目的，并由此来实现我们生活的自主性。在逻辑上，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只有当我们决定了某些目的之后，才会去寻找相应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的。而在现实中，目的往往是以手段为前提的，如果一个国家绝大部分领土都属于沙漠，就不可能把发展水产养殖作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边界虽然并没有决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目的，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能够去追求什么样的目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现代人才如此热衷于划界，热衷于通过划界来扩张自己的生活空间与提升自己的社会存在。然而，如果说边界的功能在于为政治行动者提供保护的话，在我们实际所处的由各种边界构成的世界中，由于不同边界内生活空间的差异性，许多人并没有得到保护，另一些人则得到了额外的保护，或在寻求自我保护时影响到了对其他人的保护。正是这一点让边界本身的存在变得可疑，也让现代政治总是处于一种维护边界与重新划界的紧张之中。 以国界来说，在20世纪，这一*重要的政治边界让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护，让许多人不再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不再经常性地受到战争的威胁，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能够作为同胞公民而去过一种集体性的自主生活。但另一方面，如卡伦斯（Joseph H. Carens）所说，在民族国家使一国内部的人们得以走出封建社会的同时，国界的存在则让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封建就像封建社会中生在农奴家庭的人一生都处于生在领主家庭的人的奴役之下一样，在民族国家体系中，生在欠发达国家中的人虽不能说总是受到那些生在发达国家中的人的奴役，却有非常大的概率无法过上与后者同等质量的生活，而且，他们之所以无法过上与后者同等质量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没有能力保护属于他们的资源不被后者的国家以各种方式夺走，或没有能力提高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源在国际市场中的价格。结果，作为封建时代等级身份的一种近似物，国界在保护了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人的同时，也造成了使世界上的其他人得不到保护甚至受到损害的结果。当然，国界与等级界限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在封建时代，等级界限几乎是不可逾越的。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界则非常容易逾越。比如，对一位墨西哥人而言，如果更优越的生活离他不过就是一次步行的距离，那么，即使路上真的有一道5米高的围墙——也许还有几把不敢随意射击的步枪，他又有什么理由不翻过这道围墙而走向更优越的生活呢？于是，在今天，当个人仅仅通过步行就能跨越国界时，国界事实上就从许多人的生活中消失了。 国界的消失只是当前各种边界消融的一个缩影。在现代社会，边界作为保护特定人们的一种机制而被普遍建立起来，也因其无法保护其他人而不断受到后者的踩踏。另一方面，至少从当前来看，边界的消融并没有使更多人得到保护，相反，某种边界之外的人无论因为何种原因而进入到这种边界之内，都构成了对边界内人们生活的一种侵入，而这种侵入的结果往往是使许多原来得到保护的人失去了保护，或至少是削弱了对他们的保护。于是，为了重新使自己得到保护，他们就像沃尔泽所说的那样，在国家的围墙已被拆除的情况下创造出了一千个小堡垒。 ［美］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褚松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结果，在全球化让世界在客观上变得越来越开放的同时，全球时代的人们对于彼此则越来越封闭了。在全球化中的“赢家”享受着通过摧毁边界来征服世界的快感的同时，全球化中的“输家”则只能在失去了国界的保护之后用自己的双手将“赢家”的铁骑飞驰之后所留下的尘土碾拢为泥砖，再一块块地垒起以抵御其他“输家”的入侵。*终，我们的时代就既成了一个边界消融的时代，又成了一个边界不断再生的时代。 作为学者，谈论边界似乎是不道德的，因为学者的根本道德义务是寻求真理，而真理本身要求我们打破一切认识上的边界。但另一方面，无论学术职业还是学科，事实上都是一种边界，而这些边界之所以能被建立起来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认识的进步，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实践上的边界，那学者将无法保护自己免于对其认识活动的干预，也就无法坚持独立的观点，得出独立的认识，进而，作为一个整体，学术界就无法推动人类的认识进步。就此而言，认识上的“无界”需要以某些方面的实践上的“有界”为前提。当然，这样一种自我划界的行为在认识上存在巨大的缺陷，而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复杂化，这种缺陷被无限放大，使得学术研究与实践日益脱节。要让学术研究重新契合实践，社会就推动了一场拆除学术界中的实践边界的运动，使得不同学科之间以及整个学术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有了更大的开放性。一方面，这样一种发展的确推动了人类的认识进步，通过多学科、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研究，我们获得了关于许多问题的更为全面甚或是全新的认识；另一方面，在这种更具综合性的研究内部则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即学科边界的拆除并不意味着边界本身的消融，而只是某些学科边界的消失，与此同时，另一些学科则将它们的边界扩展到了前述学科原有的“地盘”之中。结果，学科交融的过程似乎也变成了一个征服的过程，那些在现有学科体系下更加强势的学科逐渐地将它们的观点和方法强加到那些更加弱势的学科上。就像推崇精英治国论的人会说的一样，对于这样一种发展，有的人会说，如果强势学科就是那些更接近真理的学科，那让它们征服那些远离真理的学科又有什么不对呢？对于这一质问的逻辑前提，即某些知识体系可以代表某种普遍适用的真理，我持一种根本性的否定立场。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种完全有悖于现代政治文明与人类认识活动本质的蛮横无理的论调在今天有着许多极有权势的支持者，而在他们的支持下，就像其他社会领域中的情况一样，学术界中的拆除边界运动事实上成为某些边界的扩张运动，它试图将某些关于世界的极为片面和狭隘的认识强加给所有人，并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人的反抗，学术界内部也正在生成无数的堡垒。结果，现实世界的走向日益体现的是某种单一的认识，但由于这种单一认识本身面临着广泛的质疑，使得现实世界的发展总是无法证明自身的合法性。 无论如何，今天，边界仍然是政治理论必须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我们都已经看到，在一个日益走向开放的时代，通过划界的方式来开展政治交往已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了，因此，边界是必须被拆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没有合理依据的前提下对各种边界进行选择性拆除，在拆除某些边界的同时保留另一些边界，在将人们从无数的小围墙中“解放”出来的同时用一堵更高的围墙将所有人囚禁其中。要拆除一堵围墙就必须拆除所有围墙。如果做不到或不愿这么做，那么，保留现有的墙就可能比允许某些人四处砸墙更能保护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当然，保留现有的墙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和因循守旧，那样的话人类社会就不会有任何进步了。从墙的功能是为人们提供保护的前提出发，我们可以在所有墙之间建立起一种道德联系，即它们之间存在一种道德分工，是通过对各自范围内的人们的保护来共同促进使所有人得到保护这一道德目的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一种墙是否应当继续存在，就取决于它能否胜任这一分工体系赋予它的功能。如果能，那就不应当有针对它的拆墙行动，任何这样的行动都属于对道德分工体系的破坏；如果不能，那它就不应顽固地继续存在，同时，拆除它之后新建立起来的墙必须能够更好地保护那些需要得到保护的人，这样才能使整个道德分工体系得到优化。在很大程度上，当代政治理论的一大使命就是确立判断一种行为究竟是破坏分工还是优化分工的标准。只有在找到这样的标准后，我们才能解决筑墙与拆墙的矛盾，才能让边界助益于而不是阻碍着我们的自主。 二、 本书的章节安排 如前所述，本书的主题是“寻找政治的边界”，也就是要在今天这样一个旧的边界不断消失、新的边界又被不断建立起来的时代寻找政治的基本主题。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革，我们可以看到两股相反的趋势：一方面，以20世纪80年代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为标志，许多国家的政府改革都走上了“去政治化”的道路，开始将传统上通过政治解决的集体问题转化为可以通过市场解决的个体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市场打破了政治的边界，使得政治本身失去了独立的存在；另一方面，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近一段时间，一些国家的治理又走上了“泛政治化”的道路，使得无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还是科学问题，都被重新塑为政治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侵蚀了其他领域的边界，而政治本身的含义也同样变得模糊起来。 无论政治的边界如何变化，在我们关于政治的理解中，权力与合法性都是两个绕不开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权力所在之处就是政治所在之处，尤其政治斗争，几乎总是围绕权力展开的斗争。不过，政治并不总是表现为权力的赤裸存在，而也表现为权力的文明行使，其中，合法性就是使权力成为一种文明力量的关键因素。当权力受到合法性原则的规约，当权力的存在及行使可以被视为合法，围绕权力开展的政治活动也就呈现出了积极的形象和功能。就此而言，政治究竟是一个“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主要取决于权力是否具有合法性，政治的边界究竟如何变化，也受着权力与合法性关系的影响。有鉴于此，本书**章讨论权力与合法性的关系。基于实践的发展，本章提出一种新的权力分类，并从这一分类出发分析合法性原则如何在当代条件下对权力做出规约，而权力又如何在这种规约下发挥其政治功能。这种分析表明，当代政治更多表现为围绕制度性权力的行使开展的各种活动，而这些活动就表现为国家中的民主过程。 民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2版。其中，对民主的要求被排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位。同时，横向比较来看，今天，民主政治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突出的就是当代社会变成了一种多元社会，人们的观念与利益呈现出了不可通约的特征，导致他们在参与民主决策时难以达成共识。这一发展已经对西方政治造成了许多后果，中国的政治理论研究要回应如何满足人民对民主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问题，也需要去分析这些后果，思考相应的经验与教训。有鉴于此，本书第二章讨论的是多元社会中的民主问题，分析了民主实践及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在今天面临的挑战，阐述了民主理论在回应这些挑战中的新发展。 当代社会作为多元社会的一大特征在于人们政治身份的多元性，随着跨国流动成为常态，一些人事实上可以选择其公民身份，也就获得了拒绝特定国家对其行使合法权力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政治边界成了可选择的，这使得他们与国家、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也驱使政治理论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纽带。本书第三章从这一问题出发，分析了当代政治主体选择政治身份即“退出”的行为对政治理论的挑战，也提出了如何规范这类行为的思路。 对政治理论来说，个体的退出行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能造成不正义的后果。一方面，在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重要资源的意义上，人的跨国流动本身就是一种重要资源的再分配，而在这种再分配破坏了某些重要政治义务的意义上，它就造成了国家间的分配不正义；另一方面，某些人的单方面退出可能破坏了某种正义的分配体制，结果同样会造成分配上的不正义。要矫正这样的不正义，我们必须重塑当代政治主体的规范体系，尤其是不同政治主体的责任。顺着这一逻辑，本书第四章从分配正义理论入手，讨论了当代政治世界中个体、市场与政府在不同领域中的责任分配问题。 第四章的分析指向了公平的价值，第五章则进一步探讨公平的实践安排。本章选择在三个领域分析如何促进公平的问题，分别是裁决的领域、集体决策的领域和知识领域。其中，裁决与集体决策是现代政治权威的两种行使方式，让政治权威的行使接受公平原则的规范，让政治权威的行使以公平为目标，是政治理论促进公平的基本途径，更一般地说，是知识促进公平的一般途径。不过，在今天，知识这一功能的发挥面临巨大的现实障碍，因为许多知识本身也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要让不同知识得到公平的对待，本章*后讨论了学术评价中的公平问题。 在本书看来，公平是有指向性的，在客观存在广泛不平等的条件下，它意味着对弱势者或者说依赖者的保护。今天，人们大多处于某种组织之中，相应地，依赖也有着组织根源，需要从组织角度展开分析。本书第六章从组织中的依赖现象入手分析如何保护依赖者的问题，提出要通过市场与政府主体对相应服务责任的承担来保护依赖者的主张。这种分析突破了政治的传统边界，丰富了我们对政治的认识。 总结起来，本书讨论的议题从权力走到了依赖，而这种发展也符合我们的日常政治经验。对普通人来说，政治总是与权力相关的，而只要与权力相遇，我们就总是处于依赖状态。政治理论一直试图帮助普通人走出由权力造成的依赖状态，其途径则是通过对权力施加合法性要求来规范权力的分配和行使。同时，在今天，权力的存在并不是一种固定现实，而具有了流动性，不仅是国家，组织甚至个体也都可以成为某些方面的重要权力主体，所以本书对权力与依赖的讨论也在相关议题下将组织与个体纳入了进来。当然，即使在这一主线下，本书的讨论仍然可能是不充分的，但在政治世界变动如此剧烈的今天，要想在一本书中完全不遗漏任何重要的政治议题是不现实的。如果本书能够帮助读者在它所设定的议题范围内获得关于当代政治的基础性认识，它也就是有价值的了。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主题是寻找政治的“边界”，而不是寻找政治的“边缘”。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政治理论可以是规范取向的，也可以是批判取向的。其中，规范政治理论关注的是特定时期政治的主流议题，通过对这些议题的探讨来确立政治的基本规范；批判政治理论则从边缘立场和议题出发来对主流政治规范及主流政治理论提出挑战。规范政治理论并非完全不涉及边缘议题，但它往往会对边缘议题进行抽象化，把它纳入主流议题的分析范畴，以此来证成主流政治规范。批判政治理论则往往拒绝这种抽象化或主流化，而试图寻找替代性的思考方向。两种取向没有绝对的优劣。我个人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是批判取向的，但在本书中，我沿袭的是规范政治理论的研究传统，对政治边界的探索指向的是主流政治议题的边界，是在政治本身的边界发生了变动的现实下定位政治的主流议题。在这个过程中，本书涉及了很多边缘议题，如果选择批判理论的路径，我可能会更多从这些边缘议题的差异性出发来挑战主流政治规范，但在规范理论的路径下，本书是把这些边缘议题转化成主流议题的研究范畴来进行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