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域下的法哲学

　　《历史视域下的法哲学（法哲学名著译丛）》：　　耶林的法哲学聚焦于目的和斗争这两个端点。为目的而战的斗争可在法律中予以实现，法律产生于斗争。但是，仍然存在一个开放的问题，即这些目的如何被促动，它们是来自于阶级利益还是来自于人类目的性的其他成分。据此，仅仅定位于经济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概念受到质疑。像经典自由主义者一样，耶林思考了作为同源并且来自于个人决定的若干可能目的。　　结果，耶林使得人格以及人的自由成为他法哲学的中心。一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依赖于三个命题：我为自己而存在；世界为我而存在；我为世界而存在。耶林宣称“整个法律秩序依赖于”这三个基本原则。但更进一步，他主张整个伦理世界依赖于它们。2因此，具有典型特色的是，“我”是整个法哲学的中心。这个“我”所寻求实现与耶林的原则相一致的各个目的是他意志的结果。意志被耶林设想为康德和后康德哲学意义上的自主。他说，“意志”，“我称它为，相对于外部世界，人自己一种因果性的能力或潜能”。他把这称为“一种独立于因果律的意志”，并且在与康德相同的意义上，他意指这不是一种独立和分离，而是一种自主（Selbstgesetzlichkeit），它吸收和消化来自外界的影响，并把它们转化为它自己的目的。当耶林宣告个人信念的关键重要性时，他向所有决定论者发起了自由主义信念的挑战。“并不存在人们未用过的恐怖或折磨，以使得他人的意志屈服，但是信念的道德力量、责任、个人情感、宗教信仰、爱国主义的勇气对抗了它们全部。有着意志之不屈不挠的力量的见证者数以百万计。”耶林的这个感受证明“意志并不听命于因果律而只受目的律的支配”。他的表述听起来像一个先知对极权主义之下已证实之事的预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等于对马克思主义法律和政府研究进路之局限性的一种哲学预言。　　一种强调“我”以及自主人格的法哲学不得不面对如何带来一种现有法律和谐的问题。耶林自问：“在利己主义对世界漠不关心只考虑自己的视角下，世界如何能够存在？”并回答，世界通过利用利己主义，通过给予它想要的报偿而存在。他发展了一种“目的一致性”的学说，这个学说在法律和国家中达到*高点。我们在这个目的一致性中发现“自己的目的和他人的目的联系起来”原则的实现。耶林持有的观点是，所有的人类生活都以这个准则为基础；政府、社会、商业以及所有的交往都依赖于它。如果这样的一种利益不存在，它就必须被创造出来。存在“有组织”和“无组织”的目的，但是有组织的目的绝对更为重要，其体现为协会、合作团体以及社会，并在国家中达到顶峰。法律秩序是国家目的的组织，或毋宁说多样化国家目的的组织。在国家之内，*多元化的利益为它们的实现而斗争，并且在国家中找到了它们的相互适应、一致以及由此而来它们的部分满足。显然，耶林的《法律的目的》（Der Zweck im Recht）致力于实现一个开放而自由的社会。　　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秩序，必定处处存在一种自我保护的意志。因此，自我否认的事实对耶林来说变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他拒绝太过片面的纯粹利己主义，但是他同样明显拒绝了康德的绝对命令学说，这个学说含有绝对消除自我的假定，因为它想到的是由尊重一种作为逻辑范畴的道德法则而促动的意志。对耶林来说，意志是真实的，并且所需要的“是为了促动它的一种真正的压力”。这个压力只通过利益来运作。这个利益甚至在这些习惯上被称为利他主义的行动上发生作用，因为甚至在这里自我否认预设了一种利益，并且这样的行动以自我为定位。耶林因而总结道：“不存在为他人行动而同时行动者不想为他自己考虑这样的事情。”只是这不必是一种利己主义的目的。为了去把握这个问题，耶林致力于发展一种人类目的的体系。他把这个体系表达为一种“实践生活的理论”。他区分了两种利益类别：个体的利益和共同体或社会的利益。**种是自我保护的利己主义目的，并且他们有三种主要的形式，即物质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形式。他认为，取向于社会或共同体的目的是社会目的，它们中的一些也具有一种利己的本性，并且由赏罚所决定。但是它们也依赖于这个事实，个人有“一种他的存在之伦理意义的情感”。也就是说，根据耶林的第三条原则——我为世界而存在，个人有一种他“要服务人类”的意识。耶林把人类目的性的这一方面称为伦理的自我保护。义务感和爱是它的两种形式。　　……